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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控制時期，經濟迅速發展，對日本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除手工業之外，農業也取得了重大的技術進步，國家某些地區的畝產量明顯地增加了一倍，甚至兩倍。生產率的提高使貿易更加繁榮，使物物交換轉變成貨幣經濟。
15、
16世紀，在各戰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廟所在地，城鎮逐漸形成。
在這些城鎮中出現了日本的行會即「座」，它們同西方的行會一樣，企圖得到某些貨物的生產或運輸的壟斷權，得到從事某種貿易或職業的壟斷權。他們向地方當局繳納酬金，以此獲得這些壟斷權，從而為行會成員爭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會地位。
日本經濟生產率的提高加快了內外貿易的進行。早在
12世紀，富有進取心的日本人就已開始大膽地渡海到朝鮮和中國，為貿易和海上掠奪作準備。他們漸漸擴大了活動範圍，到
15世紀後期，這些海盜兼商人已活躍于整個東南亞。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佈各地，尤其是分佈在印度支那、暹羅和菲律賓。
如早些時候在西方類似的環境中所發生的情況一樣，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開始消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這一趨向無間斷地繼續發展下去，日本很可能步西歐之後塵，發展成為近代擁有海外帝國的、統一的民族國。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與外界隔離的境地之中。
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強國對東南亞和東亞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擴張主義的自然進程。如果西方人沒有出現，日本人很可能在台灣和東南亞各地區獲得立足點。然而這時，西方海上軍事技術的明顯優勢以及西方傳教士在日本各島上的驚人作用，使日本人感到驚恐。
為此，
17世紀初，德川幕府採取鎖國政策，使日本撤回到几乎完全與世隔離的境地之中。
鎖國政策規定，所有傳教士必須離開日本，其信徒必須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結果，所有外國人不得不離開日本，只有少數中國人和荷蘭人例外，他們獲準在有限制的條件下，在九州島上的長崎港經商。另外，鎖國政策禁止日本國民出國，違者處以死刑。這樣，日本開始了兩個多世紀的閉關自守。
最終結果，日本沒有成為近代擴張主義的民族國；相反，德川幕府鎖國政策的「圍牆」，擋住了外界的影響，保護了日本的封建制度。日本同中國一樣，付出的代價是社會制度變得陳腐、僵化。不過，兩國之間存在着根本差別：日本並不象中國，沒有形成極強大的、堅如磐石的帝國結構，德川幕府只是彌補了裂痕，因此，
19世紀西方入侵時，與中國不同，日本能作出積極的、有創造性的反應。
第十七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中世紀後期主要可誇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詩，也不是經院哲學，而是綜合文明的建立；這一文明並非建立在辛勤勞作的奴隷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這是史無前例的。
小林恩·懷特
「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些發明的力量、功效和結果，但它們遠不如三大發明那麼惹人注目；這三大發明古人並不知道，它們是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因為這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英國哲學家、科學家弗蘭西斯·培根
1561－1626年這一論斷的重大意義在於：他富有洞察力地選擇的三大發明都起源於中國。然而，這三大發明對中國並沒什麼作用，相反，卻在西方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
中國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國的帝國組織滲透甚廣，決不允許這些發明破壞傳統的制度與習俗。於是，印刷術用於傳播古老的觀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藥加固了皇帝的統治，而不是正在出現的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針除鄭和用於著名的遠航外，並不象西方人那樣用於世界範圍的探險、貿易和帝國的建立。
這一重大差別的根基，在於新的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它複雜多樣、適應性強，擺脫了束縛歐亞大陸其他所有文明的傳統枷鎖。結果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這一轉變不僅改變了西方，而且，如培根所預見的那樣，當革命的新社會的有力的擴張主義降臨時，改變了整個世界。
一、西方社會的多樣性
「為了避免即將降臨的災難，人們將自己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祈禱上帝的人；第二類是經商、種田的人；第三類是為了防護前兩類人使之免受不公和傷害而產生的騎士。」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的這一分析，簡單而又本質地描繪了中世紀西方社會的劃分：教士、勞動者和騎士。儘管這三個階層在歐亞大陸諸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於羅馬帝國的崩潰和未能重新建立帝國組織，它們的地位和相互關係卻是獨特的。在這些情況下，這三個階層的作用究竟如何，將根據它們所體現的三種制度予以考慮；這三種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會。
封建制度是一種政體，在這一政體中，那些擁有地產的人也擁有政權，因此，封建主和封臣之間的契約取代了國家權力。封建製出現時的背景是這樣的：德意志君主已奪取羅馬帝國的權力，但缺乏資金維持官僚機構、法院和軍隊的給養。當時選擇的辦法是將地產作為服務的報酬，但接受者，即封臣們傾向于將地產當作私人領地來管理。查理曼十分強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們宣誓效忠，但在其軟弱的繼承者的統治時期，政權轉到了封臣們手中；封臣們的地產即采邑實際上已變得不可剝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