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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爆炸性的影響，在中國是絶對不可能產生的，因為這裡的帝國機構太封閉、太受約束。例如，中國的商人和實業家通常加入由師傅領導的地方行會，但這些行會師傅需得到政府表示許可的證明，並奉命負責每個行會成員的經營。船商也在港口師傅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這些港口師傅同樣需對政府負責。更重要的是，政府壟斷了供朝廷和行政機構消費的許多商品的生產和分配，這些商品包括武器、紡織品、陶器、皮革製品、服裝和酒等。
另外，政府還完全控制了全體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產和分配，如鹽和鐵。這些限制剝奪了中國商人成為無約束的企業家的機會，使經濟失去了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同時也助長了官員的腐化和墮落，因為朝廷官員可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操縱國家壟斷商品為個人牟利。
中國統治集團的另一對內限制政策是竭力反對對外經營。中國移民在歐洲人到達之前，且慢慢遷移到東南亞。在菲律賓，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時候都沒有中國人多。
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馬尼拉建立
32年後，這裡的中國人大約有
20000，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
10000這些中國人實際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經濟生活，並將其控制擴大到這一群島的其他島嶼。
正是這一年，
1603年，馬尼拉的中國人遭到一次大屠殺；鄰近的大陸福建省的一位官員卻寬恕了這一屠殺，並譴責海外所有的中國人是祖墳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關心的人。馬尼拉的中國人及其東南亞的中國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這樣的屠殺。同樣，
1712年，皇帝頒佈了一條敕令，禁止中國人在東南亞經商和定居。五年後，另一條敕令允許那些已定居國外的中國人返回家鄉，不必擔心受到懲罰．
1729年，又頒佈一條法令，規定了回國的具體日期，逾期未歸的那些海外的中國人將不許回國。
這同西方國家洽成何等鮮明而又驚人的對照；西方國家不久就積極開闢海外殖民地，創立貿易公司，甚至隨時準備着用武力保衛這些事業，反對任何威脅。
在
15世紀早期這段異乎尋常的歷史中，明朝的航海業以其傑出的技術和驚人的範圍，明確證明了中國在世界航海業中的領先地位。然而，皇帝卻下詔禁止進一步海外遠征，並強迫立即執行這一命令（第十二章
第一節）。這就是中國官方對海外活動持消極態度的一個最鮮明、最重大的表現。
下這一詔書的確切動機雖無人知曉，但以下事實值得注意：頒佈這一詔書之所以可行，是因為中國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正是制度結構上和向外推動力方面的根本差別，在世界歷史的這一重要轉折關頭，使中國的力量轉向內部，將全世界海洋留給了西方的冒險事業。難以置信但卻不可避免的結局是，西方蠻族在幾個世紀裡使偉大的「天朝」黯然失色。
六、中國文明在日本
因為中國的文明和帝國以不間斷的連續性持續到近代，所以，它們控制了東亞，而西方卻沒有一個國家能控制西方。因而，在東亞，沒有發展起在西方自羅馬帝國崩潰後所盛行的那種政治和文化的多樣性。只有遙遠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個例外；在這裡，由於氣候條件的限制，農業是不可能的，因此，遊牧民發展起一種獨特的、非中國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對比之下，在鄰近的越南、朝鮮和日本，卻不存在氣候方面的障礙，因此，農業得以發展，中國文明得到傳播。
在這三個國家中，日本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文化方面，最不受中國巨人的支配，因此，在東亞歷史和世界歷史上，起到了相應的更為重要的作用。本章後幾節將敘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發展。
日本歷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響，這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不列顛群島極為相似。然而，日本諸島比不列顛群島更與世隔絶：它們離大陸
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峽只有五英里寬。日本人在被美國人打敗之前，僅于
13世紀受到外國侵略的嚴重威脅。因此，可以說日本人離大陸非常近，足以從偉大的中國文明中得到益處；但又可以說非常遠，可以隨意選擇和拒絶。
事實上，日本人對從國外引進的東西都異常敏感和警惕。儘管日本人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善借用的民族，但由於所處的與世隔絶的位置，他們較之其他任何人數和發展水平與其大致相等的民族，獨立地發展起一個更大部分是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屬於從東北亞遷移來的蒙古種人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諸島的、多毛的高加索蝦夷人，有助于該種族的形成；由南方遷移來的馬來人和玻里尼西亞人可能也有助于該種族的形成。早期的日本由許多氏族組成，每個氏族由世襲的祭司族長統治。將近公元
1世紀末時，邪馬台氏族征服其它氏族，建立了一個鬆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權；其首領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為全民族的神。
6世紀起，中國文明大規模傳入日本，這一氏族組織遭到破壞。由朝鮮傳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變革的媒介，在日本起了與基督教在歐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完全相同的作用。學者、教師、工匠和僧侶從大陸渡海而來，隨身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而那些遊歷「天朝」的日本人，作為熱情的皈依者，回國後所起的作用更為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