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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漢朝被強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服這些地方家族積聚起巨大的、自給自足的、免稅的大地產，在這上面建造堡壘式的莊園，成功地與中央政權相對抗。佛寺的出現促進了國家的分裂，這些佛寺因擁有廣闊的、其面積不斷增長的土地，也向帝國政府提出了挑戰。
解決這一政治分裂的方法，在改朝換代間的幾個世紀中逐漸形成，並由隋、唐官僚加以完善。它由「均田制」組成，即：中央政府分給每個強壯的農民大約
19英畝土地。這並不是去剝奪大家族所佔有的土地，而是通過其他途徑獲得土地，如開墾戰爭期間被荒廢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農民得到政府的贈與地，而且實際上，並非他們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
然而，「均田制」的確對削弱大家族的控制、加強唐朝統治有所幫助。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產的增長。它也增加了國家稅收，因為雖然擁有政治權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稅，但廣大小農卻要納稅。此外，農民們還得接受軍事訓練，組成一支常備軍，從而加強了帝國政府的軍事地位。
唐朝還通過發展一支能管理全國的精幹的官僚隊伍，來鞏固帝國政權。前隋朝恢復了漢朝的在全國競爭性考試的基礎上選拔官吏的制度。唐朝根據儒家的基本信條——徵召有才能的人較之西方典型的、進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決國家的種種問題——繼承並發展了這一制度。這一制度完全形成後，由在一連串複雜的儀式中舉行的一系列考試組成。
首先是地方和縣城的考試，每兩、三年舉行一次。大約有
8％的考生能通過地方考試，參加幾星期後的縣城考試。有幸通過考試的人
約一半考生有資格擔任較小的官職，並可進一步參加省城的鄉試；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成功者有權參加在京城舉行的會試。只有
6%的人能通過這一「籬笆」，有資格擔任較高的官職。
這些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高一級的殿試，被吸收為中國最高貴的學術團體——翰林院的成員；史官和其他職掌文學的高級官員都是從翰林院中選拔出來的。
最初的考試完全是綜合性的，着重強調儒家經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教學和政治時事等。漸漸地，這些考試集中于文體和儒家正統觀念。最後給果是形成一種制度：從理論上說，官職之門向一切有才之上敞開，但實際上卻有利於那些有足夠財力進行多年的學習和準備的階層。這並不意味着，統治中國的是世襲貴族階層，相反，是一個由學者組成的統治集團即文人學士集團，他們為中國提供了一種贏得歐洲人敬佩的有效穩定的行政管理。
另一方面，也正是這一制度，扼制了創造力，培育了順從性。只要中國仍相對地孤立在東亞，它就會繼續提供穩定性和連續性。但是；隨着生氣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轉而起了阻止中國人作出有效的調整和反應的作用；直到
1905年最終被徹底廢除為止。
京城設有三個最高管理機構，它們是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中節省直接在皇帝的領導下工作，制定政策；門下省審議中書省的決議，必要時，將決議駁回中書省重新考慮；尚書省負責貫徹執行中書省和門下省的決議。尚書省下設六部：吏部、戶部、兵部、刑部、工部、利部；禮部被授權掌管文職人員的考試。
京城長安是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機構的所在地，是一座約
100多萬人口的大城市，寬闊的大道縱橫交錯，大道上時常擠滿了波斯人、印度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各種中亞人。他們是作為商人、使節和僱傭軍來到中國的。對外國人來說，除蒙古人的元朝這段短暫的時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時期都更加開放。
這種開放在宗教事務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帝國疆土的擴大，陸上海上貿易路線的重新開放，致使外國許多宗教思想和大批傳教士湧入中國，其中佛教的情況尤其如此。佛教最早于漢朝由印度傳入中國（見第七章
第三節），漢後王位空缺的混亂時期，開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戰。在這一動亂時期，儒教日益受到懷疑，因為它對孝道和家庭忠誠的強調，似乎削弱了一個已經衰弱的國家。
因此，王位空缺時期，佛教影響迅速增長，唐朝初期，其影響達到頂峰。這一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有時被稱為「佛教時期。」
雖然佛教在中國獲得大量的財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在此過程中，它卻完全中國化了，同時還十分有助于新儒學的產生。當時，中國家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極為開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漸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禪宗派，後傳入日本亦稱為「禪宗」。這一宗派強調默坐專念和信賴自己，是唐後唯一繼續朝氣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
中國化的另一特徵是，國家試圖按照典型的中國人的觀念——宗教應為國家利益服務，應作為國家精神機構發揮作用一來控制甚至賄賂拉攏寺院和廟宇。
控制的企圖結果失敗了，政府最後採取了徹底的迫害政策。佛教徒強調個人的靈魂得救，而不強調家庭義務的承擔，這與中國人的基本傳統正好相反。僧徒、尼姑與世隔絶，也與中國的傳統背道而馳，被認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會的。首先，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數世紀裡積累起來的巨大財產和地產，因而進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國雖不象在印度本上那樣完全消失，但卻遭到了極大的削弱（見第七章
第三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