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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撰寫的這部史書與其說是一部有獨創性的著作，不如說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觸到的史料的彙編。只是在撰述他所處時代的各種事件和人物時，他才表達個人的看法，寫出有獨到見解的歷史。正如他謙虛地解釋的，「我的敘述僅僅是使過去傳下來的材料系統化。因而，不是創作，只是如實地表述」。
這種方法有明顯的不足，尤其是使作品缺乏在早期歷史學家如希羅多德的著作中常可見到的戲劇性和前後統一的風格。不過另一方面，它確也為後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當時的圖書和檔案的數量驚人的史料。《史記》總共約
150萬字，實際上是一部綜合性的通史。它共有
130章，包括編年史、清王朝年表、漢朝名人傳記和有關禮儀、音樂、占星術、天文學、經濟、外國風土人情等的各種論述。
後來的中國史學家對司馬遷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法，所以，中國綿延幾千年的編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國家所望塵莫及的大量史料。
所有的中國史學家也都相信「天命」這一觀念。他們認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誠這些美德，就可以上帝代表的身份進行統治。當皇帝不再表現出這些美德，並施暴政于國家時，他就會被自動地剝奪天命；那時，反對他的叛亂就不是一種罪行，而是上帝借助反叛者給予他的懲罰。因之，中國史學家雖然常意識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種社會和經濟的因素，但總認為這些因素與他們所相信的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因素——統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質——相比，處于次要地位。
於是，中國的編史工作傾向于彙編各種原始資料而不是讓史學家本人對各種問題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書的組織結構則是建立在根據天命的作用所解釋的諸朝代的盛衰興亡這一基礎上。
五、帝國的衰落
人們歷來把中國歷史解釋成是一再重複的王朝循環史，這一傳統的說法掩蔽了某些時期在循環表象背後發生的一些根本性變化。當然，諸王朝的興亡確是呈循環式。凡是王朝的創立者總是一個有才幹、有魄力的活動家，但是幾代以後，在宮廷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其子孫後裔，很可能變得軟弱無能、放蕩不覊。雖然有時會出現一個強悍的統治者或一個能幹、忠誠的大臣來設法阻擋這種墮落，但總的趨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義推翻王朝，重新開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環。
不過，比王朝循環更為根本的是所謂的經濟管理的循環。這種循環是從每個重要王朝剛建立時所共有的安寧和繁榮開始的。社會安定的恢復導致人口的增加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從而相應地使收入增多、國庫充實。但是，個人野心、家族影響和制度的壓力這三者的結合必然遲早會使皇帝們去承擔過多的義務。
他們將人力和財力分散到公路、運河、防禦工事、宮殿、宮廷鋪張和邊疆戰爭上。因而，每個王朝在它建立約
100年後都開始面臨財政上的種種困難。
為了彌補虧空，政府提高賦稅，賦稅大部分沉重地壓在中國社會的主要成分自耕農頭上。每個朝代開始時，自耕農總是占農民的大多數。但是，隨着賦稅的增加，他們愈來愈被迫將自己的小塊土地讓與大地主，而自己則淪為佃農。地主憑藉與他們的財產相當的政治影響，只交納微不足道的稅，所以他們佔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歲入愈下降，落在數目日趨減少的自耕農頭上的賦稅愈增加。
這樣，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賦稅增加，歲入下降，公路和溝渠的整修被忽視，生產率下降，最後是饑荒、盜匪活動和全面的農民起義。在這同時，邊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遊牧部落越境前來劫掠。常常正是這種內亂和外侵的結合，使搖搖欲墜的王朝潰滅，為新的開端掃清道路。
這實質上是漢朝初期的模式。「好戰的皇帝」武帝
公元前141-87年贏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把中國的疆界遠遠地擴展到中亞。但是在這過程中，使帝國的資源耗糧過度。為了應付危機，他採取了種種措施，包括貨幣貶值、出賣官爵和重建國家對鹽、鐵、酒的壟斷經營。
雖然在他統治期間，他仍能設法對付支出，但他的後繼者們由於納稅自耕農的數目下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大規模的起義爆發了，甚至在朝廷，各種預兆也被解釋成是上帝的警告，說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實際上，王朝只是被王莽暫時地篡位
公元9-25年。王莽原是很有權勢的大臣，已控制朝廷約
30年。他大膽處理根本的經濟問題，下令將私有大地產收歸國有，重新分配給納稅的農民。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使富裕家族疏遠了他，他們激烈地反對這位篡位者。
在這同時，黃河下游的災變使數百萬人無家可歸，驅使破產的農民加入盜匪和叛亂活動。遊牧部落也趁機利用這種混亂局面入侵中國，洗劫首都，並于公元
23年在首都殺死王莽。繼承王莽王位的是前漢朝皇帝的一位遠親。
後漢
公元25－222年的歷史基本上與前漢相同。在前、後漢交替之間的長期戰爭中，許多舊貴族和大地主被消滅。因此。在王朝復興後的開始階段，稅收是足夠的。
但是，納稅農民又開始被壓榨，於是，向下的螺旋運動又一次開始了。
184年，中國東部和四川爆發大起義，直到
215年才被鎮壓下去。王朝經過這次打擊再也恢復不過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