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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學說在他生前並沒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說貫徹了。但是它們最終流行了，並成為國家的正式教義。其一個原因在於，他的觀點從根本上說是保守的，他接受現狀，這自然受到上層統治者的歡迎。另一原因是，他強調道德原則，堅認道德原則是恰當地行使權力的先決條件。
最後，孔子為在他去世兩個半世紀後，隨着帝國政府的建立而成為必不可少的官吏們提供了一門官場哲學。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學者在提醒漢朝的締造者時所說的，「你可以在馬背上贏得天下，但不能在馬背上治理天下。」
公元前
2世紀，孔子學說被宣佈為帝國的官方教義，其經典著作成為學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憲對象。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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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多年後，也就是
1911年滿族王朝覆滅為止，孔子學說一直在中國居統治地位。實際上，即使那時以後，孔子的影響也還繼續存在，因為總司令蔣介石權力主張要獻身于孔子學說，要運用孔學的原則來解決民國所存在的問題。直到現在，台灣的民族主義政權仍將孔子的生日作為國家節日——教師節來慶祝。
孔子學說之後，中國最有影響的哲學是道家學說。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兩家學說正好相互補充，滿足了中國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孔子學說強調的是禮儀、順從和社會責任，而道家學說則強調個人的種種奇念怪想和順從大自然的偉大模式。這一模式被解釋為「道」，也就是「路」，所以道家學說的信徒現被稱為道教徒。
順從道的關鍵在於拋棄志向，避開榮譽和責任，在沉思冥想中回歸大自然。理想的臣民有粗大的骨胳、強壯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腦袋；而理想的統治者則是「清心寡慾地治理人民填飽肚子。…無為而治。」
與孔子學說和道家學說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學說。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實踐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學家；他們關心的是改革社會，以加強他們所奉事的諸侯的力量，使諸侯們能進行戰爭，用武力統一國家。他們認為貴族的存在已不合時宜，要用國家的軍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眾則需被強迫從事生產勞動．他們把商人和學者看作是些可有可無或多餘的人，因此不可寬容待之。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詳細的規定，法律是專為促進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而制定的。
指導統治者行為的不應是受儒家學者讚美的仁慈和公正這些傳統的美德，而應是現實政治中的種種需求，不管這些需求的內容是什麼。
法家的這些原則為秦統治者改採納時，其效能顯示了出來。秦統治者利用這些原則開始征服其他諸侯，建立第一個帝國。然後他們又用一慣無情的手段將嚴密的組織擴大到全國，不過，其結果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引起了一個反作用，使帝國在其創立者去世後沒幾年就被推翻。法家學說信譽掃地，而儒家學說則如前所述，被長期推崇為官方的教義。
不過，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法家的一個勝利，因為要由政府來保護和支持一家官方教義，這正是法家的一個原則。誠然，勝利了的儒家學者從未掀起過官方正統思想守護者所特有的迫害異端的狂熱；相反，他們滿足於獨占社會尊重和政府職位。這樣，其他學派被漸漸淡忘了；道教因為吸收了民間流傳的各種迷信和有關精靈、惡魔的傳說，成為未受過教育的群眾的宗教，雖然受到儒家文人學士的鄙視，但也得到了一定的寬容。
三、秦帝國
在中國長達數千年的歷史上，有過三次大革命，它們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第一次發生於公元前
221年，它結束了領主封建制，創立了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帝國；第二次發生於
1911年，它結束了帝國，建立了民國；第三次在
1949年，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權。
策動第 一次大革命的是秦國的領導人。秦地處中國西北部的渭河流域，這-地理位置本身有助于秦獲得勝利，因為渭河流域大 部
地區難攻易守。秦統治者可以進攻東面的其他國家而無後顧之憂。地處邊遠地區的位置也使秦軍隊由於經常要對蠻族作戰而處于戰備狀態。
事實上，秦人是最早用鋼製武器取代青銅武器、用騎兵取代戰車兵的中國人。秦勝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
318年，秦佔領了四川的產糧大平原；這大大地擴大了秦的地盤、增強了秦的力量，使秦與中國其他國家的關係有點如同早先馬其頓與諸希臘城邦的關係那樣。最後，秦統治者是些能幹而又野心勃勃的現實主義者，率先應用法家學說，將所有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上。
憑藉上述這些有利條件，秦統治者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屬地，征服周圍一個又一個國家。當時的人恐懼地稱「秦為野獸」，把秦無情的擴張比做「蠶食」。到公元前
221年，秦統治者成為全中國的主人，他採用了始皇帝的稱號。始皇帝就是「第一個皇帝」。
他的繼承人將為「第二個皇帝」，這樣一代一代傳下去，「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新皇帝開始將早先在本國取得輝煌成功的法家學說應用到全中國。他廢除了所有的封建國家和王國，將廣闊的國土劃分為若干行政區，每一行政區都配備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並向中央政府負責的官員。他還解除了除他自己軍隊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裝；下令遷徙各國的舊貴族到首都，以便監視他們；把秦原來的衛戍部隊派到全國各地。此外，新皇帝還通過絞一度量衡和貨幣來實行經濟集中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