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亂的一個表現是出現了苦行主義的趨向。在最有活動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間，有一部分人開始與社會疏遠，沉浸于純粹的內心反省。他們發展了種種訓練
瑜伽修習心不弛散、最後進入出神或入迷狀態的修行方法。那種出神或入迷的狀態，神秘主義者稱之為「啟蒙」，無神論者稱之為「自我催眠」。
通過內心的反省和沉思，又發展起許多改革運動。其中只有兩個改革運動一直存留到現在，這就是耆那教和佛教。這兩個宗教的創立者可能前面已提到過，開始時都是苦行者，後來以較重實際、更有組織的方式向婆羅門的地位提出了挑戰。
耆那教的思想早在公元前
7世紀就已傳播；但是，使耆那教正式形成，並成為一個有制度的組織的，是教主大雄
約公元前540-467年。他出生於一個非雅利安人的貴族家庭．
30歲時，拋棄物質世界，出家為一個赤身裸體的苦行者，漫遊
12年後得道。他建立的教派的成員稱為耆那教教徒，即耆那
勝利者的信徒，耆那是他的稱號。耆那教義中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不僅動物和昆蟲，而且還有「木石和樹」，都各有一個獨立的靈魂。
因此，他強調尊重任何形式的生命的重要性。耆那教的祭士去履行職責時，都先要清道，以免踩到任何小蟲。虔誠的耆那教教徒還要用布蓋住鼻子，以防止小蟲吸入鼻孔。今天，大約有
1OO萬耆那教教徒居住在西印度
古吉拉特，但是他們對印度社會的影響比其人數所預示的要大得多。
殺戒即非暴力主義這一主要教義的提出，應歸因于耆那教教徒和佛教徒；這一教義最後為印度教的一般團體所接受。聖雄甘地雖然不是耆那教的成員，但他受該教教義的影響極深。
耆那教從未傳播到印度以外的地方，但是佛教則不同，在歐亞中部、東亞和東南亞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對古典時代歐亞核心區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見第七章
第三節）。就印度而論，佛陀教義的意義在於，它比起耆那教，向印度教提出一個更為根本的挑戰。佛陀不能容納種姓或婆羅門，而且象後來的新教徒那樣，認為聖典也應為俗人所理解。因此，他用恆河平原的方言傳教，並避開巫術、獻祭和晦澀難解的經文。
佛教除了在外部世界獲得驚人成功外，在印度本土也成為印度教的重要對手達數世紀之久。但是它從未成為居統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而且從公元
600年起，漸趨衰落。到
12世紀末，也就是穆斯林土耳其人到達之時，它僅存在於少數幾個地方，並處于沒落狀態。這一偉大的宗教運動從其誕生地反常地消失的一個原出是，它未能為應付通常的生活中的危機作好準備，未能為出生、結婚、去世和俗人生活中其他一些關鍵性的轉變提供種種儀式。
對比之下，婆羅門則準備好自己的種種禮儀。這一事實保證他們儘管道到改革者們的攻擊卻仍能生存下去。此外，更重要的是，婆羅門自己也從事改革。他們在富於哲理性的經典《奧義書》中，提出了他們自己的通向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他們教導說，瀰漫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羅門——一個具備一切知識和知覺的生命體。他是宇宙靈魂和無孔不入的精神，其他一切都不過是一種幻覺。個人靈魂——「自我」，是上帝的一為火花。它通過輪迴不斷地變換狀態，直到經重新吸收為婆羅門而獲得解放。
識別個人靈魂和宇宙靈魂是獻身于宗教的人通過修行、反省和退出感覺世界而試圖達到的最終目標。因而，印度教信徒中追求真理的人能夠拋棄世界。
雖然佛教作為一個在從事活動的宗教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於它的基本信條已為印度教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存在。印度教的反改革所以獲得勝利，正因為它接受了佛教的思想。實行自然崇拜、獻祭和權力贖罪的原始印度教已為《奧義書》的哲學、殺戒的憐憫以及法的精神戒律和道德戒律所改變。
三、孔雀帝國
從宗教運動轉向政治發展，一個突出的事件是印度出現了第一個帝國——孔雀帝國。如本章
前面所述，當雅利安人遷居恆河流域時，也就把重心轉移到該地區，特別是轉移到該地區的摩揭陀王國。當時，西北地區正獨自行動，憑藉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聯繫而與印度其他地區相分離。實際上，約公元前
518年時，大流士皇帝已越過興都庫什山脈，使旁遮普西部成為其帝國的第二十塊轄地。
依照希羅多德的看法，這樣做是大有好處的。他說：「印度人的人數比我們所瞭解到的其他任何一個民族都要多，所以他們交納的貢物也超過了別的每一個民族。」希羅多德還告訴我們，公元前
480年，當澤爾士入侵希臘時，他的軍隊裡還有「身穿棉服、肩荷竹弓和鐵頭竹箭」的印度人。希羅多德的這些敘述很有意義，它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僅僅根據外國入侵和外國人留下的歷史報道，我們今天就可以掌握到有關印度早期歷史的真實具體的資料。
可以理解，一個把整個物質世界看作不過是一種幻覺的文明，對如時間和地點一類細枝末節是不會感興趣的。印度歷史關心的僅僅是能否使印度哲學中的永恆真理清楚明白地顯示出來。因而，在現能得到的為數不多的印度原始資料中，歷史、神話和想象思是難分難離地結合在一起。因此，較注重唯物主義和歷史發展的外國來客留下的敘述也就顯得分外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