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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歐洲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在托馬斯·曼的心靈上打下了烙印。戰後，歐洲普遍出現了經濟蕭條，德國當然也不例外。馬克貶值，通貨膨脹，人民生活每況愈下，而青年們在動盪不安的現實下顯得十分消沉。一九二五年的《顛倒錯亂和早年的傷痛》，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寫成的。
作者除真實地描寫了當時青年一代的思想動態外，還以精湛的藝術技巧向我們展示了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難以踰越的鴻溝。書中的歷史教授科內利烏斯，許多評論家都認為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故事環繞青年們一次家庭舞會層層展開，這裡既有載歌載舞的熱閙場面，又有發人深思的哲理。作者本人很欣賞這篇小說，認為它是自己中篇小說中最佳的作品之一。
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引起了托馬斯·曼的關注與憂慮。他曾說過：「共產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必須組成統一戰線，使戰爭狂人不敢輕舉妄動。」一九三
○年初發表的中篇小說《馬裡奧和魔術師》，就是作者投向法西斯的一把利刃。小說以作者的一次意大利旅行為素材，描寫正直、樸實的侍者馬裡奧與魔術師奇博拉之間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
在奇博拉魔鞭的呼嘯聲中，群眾只能俯首帖耳，一切聽憑他的擺佈，馬裡奧最初也中了他的魔法，但不久就清醒過來，認識了對方的猙獰面目，毅然把他一槍打死。很明顯，魔術師奇博拉是法西斯分子的象徵，而馬裡奧則代表人民。小說的結尾清楚地告訴我們：人民開始時很容易受法西斯的蠱惑和愚弄，但一旦清醒過來，就威力無窮，並起而反抗，置它于死地。由於這是一篇意味深長的政治小說，出版後不久即被墨索里尼政府列入禁書名單。
這個中篇小說不但有鮮明的政治內容，也有較高的藝術性。作者對許多場景都作了繪聲繪色的處理，讀來扣人心弦。可以說，《馬裡奧和魔術師》使他的創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托馬斯·曼深受叔本華、尼采、瓦格納等人的哲學思想和文藝思想的影響，早期創作上難免有一些唯美主義的痕跡和其消極的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說：「作為藝術家，看來我是異乎尋常地早熟的……可是就政治而論，我敢斷言我的成熟十分緩慢。」但在人民風起雲湧的革命鬥爭中，他的頭腦日趨清醒，逐漸成為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三十年代後則更為進步，能用他的文章和演說同法西斯主義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對社會主義也有一定認識，曾撰有《反布爾什維主義是我們時代的大蠢事》一文，明確闡述了自己的政治立場。當然，由於種種原因，他對革命和社會主義尚持保留態度。
他以真知灼見和敏鋭的觀察力看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並通過各種體裁的小說和文章對帝國主義敲響了喪鐘，不愧為二十世紀德國繼往開來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大師。
譯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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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曼又是一個人道主義者。由於世界觀的侷限性以及受某些古典作家的影響，他青年時代的人道主義是抽象的，消極的，其表現形式僅僅是同情弱者和不幸者及譴責惡勢力，這在他早期的一些中、短篇小說中歷歷可見。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他的人道主義有了積極的、進步的內涵：他支持西班牙人民反對佛朗哥政權，還尖鋭批評某些國家在慕尼黑的出賣行為。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在紐約的一次群眾大會上說：「和平力量應當強大，為的是能給那些除暴力之外什麼也不知道的暴徒們以反擊……自由應當強大，它應當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有權自衛……一切希望德國有一個美好的未來的人，應在這個自由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在演講中說：「德國的聽眾們，歐洲一旦解放，就會成為社會主義的歐洲。社會的人道主義已提上議事日程，當法西斯主義的醜臉剛在世界上露頭，它便已出現在優秀的人們的眼前。它，這個人道主義，是真正新的、年輕的和革命的事物，一旦它砸爛了惡棍的腦袋，它便將決定歐洲外在和內在的面貌。」在他七十五歲壽辰之前舉行的一次講演會上，他也強調要在這「反人道精神的時代」中「保衛人道主義」。
在創作上，托馬斯·曼的風格是多種多樣的。他的中、短篇小說的結構都經過精心的設計，在情節、構思及人物的塑造上均下過一番功夫，每個詞都經過仔細的斟酌，文筆細膩生動，人物形象也十分鮮明，被公認為二十世紀德國的語言大師。傳記作家德·德·門德爾松把他譽為「語言的魔術師」，也許並不過分。他的中、短篇小說既保留了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某些優秀傳統，有完整的故事性，情節納入一目瞭然的時間與空間範疇之內，又採用了現代派的某些寫作技巧(如意識流、內心獨白、象徵和隱喻等)，因而能贏得世界各國廣大的讀者群。
例如在《死於威尼斯》中，作者善於把現實與夢境、真實與幻覺、記憶與印象交織在一起，其中還穿插了主人公阿申巴哈對人生與美學問題的思考和精神生活的探索。阿申巴哈在確切地得悉威尼斯瘟疫流行的那天夜間，曾做了一個噩夢，作者是這樣來描述這個怪誕的夢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