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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和監督的勞動，只要它不是由一切結合的社會勞動的性質引起的特殊職能，而是由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單純的勞動力所有者之間的對立所引起的職能，——不管這種勞動力是象奴隷制度下那樣同勞動者本身一道被人買去，還是由工人自己出賣勞動力，以致生產過程同時表現為資本消費工人勞動的過程，——這種由奴役直接生產者而產生的職能，經常地被人們用作替這種關係本身進行辯護的理由，而對別人的無酬勞動的剝削即佔有，也同樣經常地被人們說成是資本所有者應得的工資。資本主義辯護士最尷尬的莫過於他的辯詞同樣可以用來為奴隷制度辯護。但最妙不過的，是美國奴隷制度的一個維護者奧康瑙爾律師，
1859年
12月
19日在紐約的一次集會上，打着「為南方說幾句公道話」的旗號所發表的高論。他在熱烈的掌聲中說道：
「是呀，各位先生，自然本身已經決定黑人要處于這種奴隷狀態。他身體強壯，幹活有勁，但是，給他以這種強壯身體的自然，卻既沒有給他以統治的
433智慧，用今天西方學者的話說就是，沒有給他以企業家才能。也沒有給他以勞動的意志。(鼓掌)這兩樣東西他都沒有!而沒有給他以勞動意志的同一個自然，卻給了他一個主人，把這個意志強加於他，使他在適合於他生存的那種氣候條件下，成為一個既對他自己又對統治他的主人有用的僕人。
我認為，使黑人處于自然安排他所處的那種狀態，給他一個主人來統治他，這並沒有什麼不公平。如果人們強迫黑人再去勞動，併為他的主人提供正當的報酬，來報答他的主人為統治他，為使他成為一個對自己和對社會有用的人而花費的勞動和才能，這並沒有剝奪他的任何權利。」
現在，僱傭工人也和奴隷一樣，必須有一個主人叫他去勞動，並且統治他。既然這種統治和奴役的關係成為前提，那末，僱傭工人被迫生產他自己的工資，並且在這個工資之外再生產監督工資，作為對統治和監督他而花費的勞動的補償，「併為他的主人提供正當的報酬，來報答他的主人為統治他，為使他成為一個對自己和對社會有用的人而花費的勞動和才能」，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監督和指揮的勞動，只要由對立的性質，由資本對勞動的統治產生，因而為一切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共有，那末，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勞動也是直接地和不可分離地同由一切結合的社會勞動交給單個人作為特殊勞動去完成的生產職能，結合在一起的。一個古希臘的監督人或封建法國所稱的管家的工資，只要企業達到相當大的規模，足以為這樣一個經理支付報酬，就會完全同利潤分離而採取熟練勞動的工資的形式，雖然我們的產業資本家遠沒有因此去「從事政務或研究哲學」。
尤爾先生早已指出，「我們的工業制度的靈魂」不是產業資本家，而是產業經理。【安·尤爾《工廠哲學》，法譯本，
1836年版第
1卷第
67、
68頁。在這本書中，工廠主的這位品得同時還證明，大多數工廠主對於他們所使用的機器一竅不通。】關於企業的商業部分，我們已經在上一篇中
434說了我們必須說的一切。
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已經使那種完全同資本所有權分離的指揮勞動比比皆是。因此，這種指揮勞動就無須資本家親自擔任了。一個樂隊指揮完全不必就是樂隊的樂器的所有者；如何處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資」問題，也不是他這個樂隊指揮職能範圍以內的事情。合作工廠提供了一個實例，證明資本家作為生產上的管理人員已經成為多餘的了，就象資本家本人發展到最高階段，認為大地主是多餘的一樣。
只要資本家的勞動不是由單純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那種生產過程引起，因而這種勞動並不隨着資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這種勞動不只限于剝削別人勞動這個職能；從而，只要這種勞動是由作為社會勞動的勞動的形式引起，由許多人為達到共同結果而形成的結合和協作引起，它就同資本完全無關，就象這個形式本身一旦把資本主義的外殼炸燬，就同資本完全無關一樣。說這種勞動作為資本主義的勞動，作為資本家的職能是必要的，這無非就是說，庸俗經濟學家不能設想各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發展起來的形式，能夠離開並且擺脫它們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的性質。同貨幣資本家相對來說，產業資本家是勞動者，不過是作為資本家的勞動者，即作為對別人勞動的剝削者的勞動者。他為這種勞動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資，恰好等於他所佔有的別人勞動的量，並且當他為進行剝削而親自花費必要氣力的時候，還直接取決於對這種勞動的剝削程度，而不是取決於他進行這種剝削所作出的並且在他支付適當的報酬時可以讓一個經理去作出的那種努力的程度。
每一次危機以後，我們都可以在英國工廠區看到
435許多以前的工廠主，他們現在作為經理，為了低微的工資，替那些往往就是他們自己的債權人的新工廠主，去管理他們自己從前所有的工廠。【我知道這樣一件事，在
1868年危機以後，有一個破產的工廠主，變成了他自己以前的工人的領取工資的僱傭勞動者。也就是說，在破產以後，工廠已經改組成工人的合作工廠，而由以前的工廠主擔任經理。但不知這位經理的收入前後差距多大。
——弗·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