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艾森豪威爾後來試圖與麥卡錫主義劃清界線，但這個主義的影響太強烈，足以阻遏任何積極的對華政策態度。眾所周知，杜勒斯習慣使用諸如「痛苦的重新評估」和「大規模報復」之類的咒罵性詞語，他極其不顧臉面，竟然在
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拒絶與周恩來總理握手。在
1954年和
1958年圍繞金門馬祖諸島的沿海危機期間，華府為國民政府撐腰，威脅要對中共使用核武器。
4艾森豪威爾政府就這樣頑固地拒絶與北京改善關係。
雖然甘迺迪(Kennedy)政府總體上持自由派觀點，但也繼續執行「遏制和孤立中國」的傳統政策。艾森豪威爾警告新總統說，任何改變對華政策的舉動都將使他重返政壇唱對台戲。
5甘迺迪也認為形勢不利於搞創新和修改，
1961年，他向國民政府保證，美國將繼續投票否決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他的國務卿臘斯克(Dean Rusk)認為中國是一個「東歐式的滿州國」(Slovanic Manchukuo)( *譯者註：意思是蘇聯所控制的「共產傀儡政權」。
)，比起蘇聯來，中國更具冒險性，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更大。
1962年的中印邊界衝突和中國的迅速取勝被大肆渲染，加深了華府的憂慮。因此，甘迺迪政府不僅不考慮緩和中美之間的敵意，實際上還加緊在越南活動，以加強美國在中國南部邊界的壓力，從而增強了中美之間的對峙。
六十年代初，中蘇分歧公開化，這戳穿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鐵板一體的神話，那種認為中國是俄國應聲蟲的觀點難以自圓，這也為同中國恢復邦交開了一個新機會。然而，華府對這種新的可能性視而不見，因為美國政策制定人相信，與中蘇兩國中的任何一方改善關係，將必然引起另一方的怨恨。鑒於毛澤東批判赫魯曉夫與西方和平共處的政策，也鑒於蘇聯對美國的軍事威脅更大，美國方面覺得，與莫斯科而非與北京取得緩和似乎更有利，也更可行。
6據稱，甘迺迪對中國的核武器研製持「極度悲觀的態度」，他甚至考慮與蘇聯連手發動一場核打擊以摧毀中國的核能力。
7儘管這種企圖根本未能兌現，甘迺迪不喜歡中國的態度卻是明白無誤的。
但是，國務院開始作了一些機構調整，表明中國的重要性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承認。
1962年，新設了一個「大陸中國事務」科，科員是一些麥卡錫主義時代以後的年輕專家，相反，「中華民國事務」科的職員則是一些年紀較大的中國通。最初，這個新設的科沒有什麼地位，但一年以後，它升格為完全獨立的「亞洲共產主義事務」司。
1963年
11月
14日，甘迺迪在一些新聞發佈會上宣佈，「我們並不拘泥于一項敵視紅色中國的政策」。
據稱，他留在第二次任期內再決定對華政策。
8約翰遜(Johnson)政府窮於應付越南的緊急事態，將中國問題置於次要的地位
中國在文革期間埋頭于內向事務則加劇了這種形勢。國務卿臘斯克表達了他對「用核武器武裝起來的十億大陸中國人」的「恐懼性看法」。然而，約翰遜在一些意識形態問題上出乎意料地靈活，他似乎想表現出一種跨越太平洋的治國才能，以掩蓋他在越南的步履維艱。
1966年
7月
12日，他宣稱要推行一項與中國「合作而非敵對」的政策。
而且暗示了讓北京獲得聯合國席位的可能性，贊成一項「遏制但不一定孤立中國」的政策。約翰遜是自「丟失中國」以來第一位用和解的口氣討論北京政府的美國總統。但是，只有當國務卿鼓勵他時，約翰遜才會採取行動，而臘斯克是不會建議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的。這樣一種行動將被共和黨抨擊為綏靖主義。
約翰遜有鑒於國內政治考慮和臘斯克的態度而壓制了自己的情感。據說，他曾幻想在莫斯科或是北京舉行最高層次會談，從而讓自己的總統任期功德圓滿，但是
1968年夏天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及美國的反應打破了這個美夢。
9以上的簡單考察表明，在二十年時間裡，美國的固執和中國的冷漠妨礙了雙方改善外交關係。兩國間存在的唯一接觸是
1955年到
1967年間在日內瓦和華沙舉行的一百三十多次大使級談判，但這些談判的目的僅僅是向對手通報各自在重要問題上的立場。
10但是，當
1969年尼克森就任總統之際，改變的時機似乎比較成熟。國際上，中國的核國家地位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承認，日本崛起為美國經濟上的競爭者，而中蘇分裂的加劇則提供了利用來加強美國優勢的機會。
在國內，反越戰運動如火如荼，自由派政治家和學者普遍呼籲重新評估對華政策，商界人士強烈渴望開展對華貿易，聯邦政府承認美國不再是「世界警察」，而想從亞洲撤離。這些情形創造了有利於改善與北京關係的氣氛。在政治上，尼克森總統歷來就是個強硬的反共分子，他有資本採取一項對中國妥協的政策而毋需擔心被人批評為搞綏靖。尼克森得到了基辛格的調教，基辛格曾擔任哈佛大學教授，專治十九世紀奧地利政治家梅特涅(Clemens von Metternich)的外交，梅特涅在各國間推行均衡原則，致力於維持一種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只是有限安全而非絶對安全的體系。
在基辛格的影響下，尼克森結束了遏制政策，轉而採取一項新政策，其宗旨是在中國、蘇聯和美國之間建立均衡，同時與日本和西歐保持良好關係。他對均勢概唸作了重新解釋，提出現在是一個五極世界，其中的一極便是中國，它應該擺脫孤立局面，這種孤立局面一方面是中國自我設置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美國和蘇聯的包圍所致。由於北京方面也出現了相應的政策變化，中美接近確實成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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