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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
1937-
1945年)為毛澤東和中共提供了非常難得的時間，整頓政黨和軍隊，組織民眾，創設新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毛澤東正處在創造力的頂峰時期，他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形勢和中國革命實踐的特殊要求巧妙地結合了起來。所以，延安經驗對於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來說就具有創新的意義；正是在延安經驗中種下了毛澤東最後勝利的種子。
延安道路的核心是完善群眾路線和在農村加強革命的民族主義，這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兩大支柱。
14當然，這些思想在江西時期就已先行發展，
15但由於來自外部的國民黨之不斷進攻和來自內部的黨內之不斷傾軋，因此未能得到充分的表達。李立三、王明和博古等莫斯科培養的中國共產黨人反對毛澤東的政策，鼓吹傾向城市的蘇聯模式之無產階級革命。現在，在延安，毛澤東已解決了外來進攻和內部紛爭，因此得以推行他自己的戰略及發揮他自己的工作方法。
這些戰略與工作方法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特色標誌。
根據他的群眾路線方法，毛澤東熱忱地關注農民的需要，開展土地改革和減租減息，促使農民全面地參與根據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組織。確實，陝西和邊區的貧瘠刺激而非阻礙了「農民激進主義」的誕生，
16而抗日戰爭則給予了革命的民族主義以新的動力。因此延安時期乃是一個最終奪取政權的壯大和準備時期。
為了動員起缺乏經驗的農民階層，毛澤東在鄉級以下創立了貧農團和農會，鼓勵他們積極參加分地運動。農民直接參加針對農村貧窮和壓迫等地方問題的群眾性社會政治動員，不僅加強了階級意識，也迫使他們驅走傳統的怯懦心理。此外，在
1937-
1941年，所有
16歲或以上的農民，都通過不記名投票的平等直接普選機制，加入了政治活動的潮流。毛澤東認為「所有人都能超越階級、經驗和思想的界限，創造性地參加建設一個新的中國。」
17他還闡述了「三三制」，該項制度將參加邊區政府和參議會的中共黨員限制到三分之一，將其餘三分之二的席位讓給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分子及其它人士。至少在表面上，統一戰線政策給邊區一種民主的色彩。
6.
1生產自給運動根據合作和參與的原則，延安時期發起了六場大的運動；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毛澤東日後政策的許多主要特徵。
1．採納了「精兵簡政」原則，精減軍隊和政府機關。
2．推廣「下鄉」運動，使知識分子及黨員幹部與工農相結合。
3．在不搞土改的地方實行減租減息，減少額度在
25%到
40%之間，以便使地租不超過田地年產量的三分之一。
4．推行互助合作運動，改組鄉村經濟。
5．推行「組織性經濟」，使各個組織和幹部參加經營和體力勞動。
6．開展新式的教育運動，促使農業社會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改造
18.這樣，在政治、經濟、戰爭和革命各方面開展的群眾路線方法，在領導人和人民之間鍛造了一條緊密的紐帶，成為延安經驗的核心。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花了很多時間就黨和國家面臨的問題及奠定最終勝利之基礎的策略進行思考、理論化和寫作。年屆
40多歲的他精力極其旺盛，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經常熬夜到凌晨時分。
1938年他曾几乎沒有間斷地工作九天九夜寫就了《論持久戰》一文，當脫稿時他已筋疲力盡。這段時間裡他寫的其它許多重要的著作有：《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1936年
12月)、《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
1937年
9月)、《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
1937年l
0月)、《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1938年
5月)，《論持久戰》(
1938年
5月)和《戰爭和戰略問題》(
1938年
11月)。
在大約兩年的時間裡，他撰寫的論着有
200頁是關於戰略方面，
165頁關於政治，
55頁關於哲學。
19此後，他還撰寫了許多其它著名的作品，包括：《新民主主義論》(
1940年
1月)、《整頓黨的作風》(
1942年
2月)、《反對黨八股》(
1942年
2月)、《論聯合政府》(
1945年
4月)和《關於重慶談判》(
1945年
10月)。
1949年
7月他寫了另一部重要的著作：《論人民民主專政》。
這個擁有自己的領土、政府、紀律嚴明的政黨和軍隊，以及卓越的領導層的「另一個中國」之存在，吸引了外國人的好奇心，他們想親眼一睹這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到底與國統區有什麼不同。結果，一些外國來訪者進入到中共控制的地區，並報道了他們的發現。
6.
2外國觀察家
1936年
7月，斯諾(Edgar Snow)衝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進入共區。此前他曾把中國的共產主義描述成一種「農村共產主義」，但在他訪問了延安並與毛澤東交談後，他把中國共產黨抬高到了生氣勃勃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地位。斯諾批駁了所謂中共不過是從屬於莫斯科之傀儡的看法，斷言中國人已發展了一種獨一無二的、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他的《西行漫記》是一部經典性的新聞體著作，它曾對美國大眾關於紅色中國的觀念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在這部書中，斯諾把共產黨人描述成儉樸的愛國者，而國民黨人則是腐敗的不可信賴者。他的妻子在比較國共兩黨時則更為坦率。她曾于
1937年訪問了延安，並把這次旅行說成是「一次發現了......一種新的精神和一群新的人類的旅行，這些人正在地球上最古老、變化最小的文明之心臟地帶創建一個新世界。」在她看來，中國共產黨人是一種「新型的」中國人，
他們「極富人悄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