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馮玉祥建議由蔣、武漢和他自己進行聯合北伐。對鮑羅廷和陳獨秀而言，聯合北伐就意味着「聯合清共」，因此他們斷然拒絶了這個提議。隨後，馮玉祥于
6月
20-
21日在徐州拜會蔣，表面上是要在南京和武漢之間進行調停，實際上是要協力進行反共行動。
28會議以馮玉祥公開要求驅除鮑羅廷和共產黨員而結束。
馮玉祥的變節和閻錫山的拒絶合作，不僅粉碎了鮑羅廷的北伐，而且使武漢陷入敵對勢力的包圍中。雪上加霜的是史達林與托洛斯基(Trotsky)權力鬥爭的影響。隨着蔣的勝利，托洛斯基指責史達林在中國的拙劣領導及違反列寧最重要的原則，即只有當共產主義者保留他們的組織獨立性和行動自由的時候，與資產階級分子的暫時合作甚至是結盟才是允許的。托洛斯基問道，在國共合作中，共產黨的行動自由何在為了證實他的中國政策是正確的，史達林極度需要一場勝利。
1927年
6月
1日，他發了一封電報給鮑羅廷和中國共產黨，命令他們：(
1)組織一支包括二萬名共產黨員和五萬名工人農民的新的武裝力量；(
2)在武漢重組國民黨；(
3)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增加工農成員；(
4)不待武漢政府的命令，沒收當地土地；(
5)設立一個國民黨特別法庭，審判反革命者，而不可涉及共產黨員。事實上，它是號召組建一支獨立軍隊，把武漢變成一個僅置於汪精衛傀儡領導之下的共產主義政權。鮑羅廷和陳獨秀認識到這個命令是行不通的，於是就要求羅伊去執行。為了顯示他的善意和誠信，羅伊就向汪精衛展示了這封電報。
到這個時候，汪精衛才認識到史達林的真正意圖是要摧毀國民黨左翼，把武漢政權變成共產主義的傀儡。然而他沒有立即採取行動來阻止這個陰謀。相反，他于
6月
6日會見了在鄭州的馮玉祥；馮提出在汪與蔣之間進行調停。
7月
13日，鮑羅廷宣佈共產黨員將退出政權，但不退出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將黨部遷往江西九江，並且對武漢的攻擊也逐步升級。
7月
14日，汪做出了報復，宣佈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在言語和行動上，都違反了國民黨的政策和思想，是有罪的，並且將會受到嚴厲懲罰。兩天後，他進一步宣佈，如果共產黨員退出武漢政府，就要同時退出國民黨、軍隊和各級政府。
儘管看起來汪精衛已經和共產黨分裂，但還能夠容忍他們，沒有立即進行清洗，也沒有將共產黨從國民黨內和軍隊內強制解散。直到
7月
26日，武漢主席團才在共產黨繼續不斷的辱罵聲中，命令從國民黨內和政府職位上驅除共產黨員，除非他們放棄共產黨員資格。同時，國民黨員不允許參加其它黨派。在這些不利的情況下，鮑羅廷別無選擇，只好於
1927年
7月
27日離開武漢，經蒙古返回俄國。
8月
1日，共產黨員藉著國民黨左派的名義在南昌起義，最終引致致命的打擊。汪決定命令全面清洗共產黨員，重組重要組織，比如總工會、農會、婦女協會和商會。
既然南京和武漢都清洗了共產黨，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就提議和解。一個特殊的中央委員會在南京成立，行使黨部的權力。在
12月
10日，武漢和南京之間的所有分歧都解決了：蔣被重新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而汪精衛宣佈了出國計劃。
儘管
1928年
2月武漢政府解散，但政治委員會的一個支部繼續存在着。隨着黨內衝突的最終解決，蔣重新開始北伐。儘管在山東省濟南市受到了日本軍隊的阻遏，蔣仍然能夠越過障礙。在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幫助下，蔣向當時為奉系軍閥張作霖佔據的北京進軍。
張逃往東北，
1928年
6月
4日，日本在瀋陽附近的皇姑屯製造火車事故，把他炸死。
297月，他的兒子張學良少帥宣誓效忠國民政府。此後，
12月
31日，他支持三民主義，「放棄」對東北的地方控制，並且使用國民政府的旗幟，顯示支持國民政府。
1929年初，在經過十三年內亂後，蔣統一了中國，或者中國的大部分地區。
由於南京是新的政府所在地，舊首都北京重新命名為北平。
回顧歷史，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國共分裂證明了史達林政策在中國的徹底失敗。史達林想攫取無產階級在國民黨內的優勢，像榨「檸檬」一樣將國民黨右派排擠出去，但是他似乎沒有認識到改組的國民黨，不再是他曾經認為的那樣鬆散和低效的群體。鮑羅廷恢復了黨的結構，而黨的軍隊在格林的幫助下也接受了訓練。最重要的是史達林沒有看到共產黨並未控制軍隊。
而且，蔣的政治敏感力看起來處于顛峰，行事果斷堅決，在遠在千里之遙的史達林有機會回擊之前就排擠了共產黨。
30十年後毛澤東對一位美國記者評論此事時說，鮑羅廷猶豫不決，羅伊是個只說不做的蠢人，而陳獨秀則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314.民族主義外交
在中國，思潮和政治醞釀的時代，也就是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在外交與國內戰線上，中國人的行為受強烈爆發的民族主義情緒支配。在
1921－
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人為了獨立與國際尊嚴，努力拚搏；而在會後的時期內，中國人為了關稅自主、取消治外法權和廢除外國租界，不斷地與帝國主義列強作鬥爭。中國人要求廢除這些國恥的強烈願望，導致了與外國警察和僱傭軍之間許多的衝突，而且經常遭到高壓和不必要的殘酷鎮壓手段，結果就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充滿了中國人憤怒地稱之為「慘案」的事件。
民族主義是十九世紀歐洲的動人精神，最終也在中國燃起熊熊烈火，推動人民走向新的使命，將國家從帝國主義和軍閥混戰的雙重苦難中拯救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