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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新的民族主義興起的,是政治上覺醒的工商階層和
1919年已達二、三百萬之眾的勞動大軍的迅速崛起。實際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國內外的有利條件,中國工商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擴張,特別是在紡織、麵粉、絲綢、火柴、水泥、煙草和近代銀行與股份公司這些領域。國內,
1912年新建立的民國取代了帝制王朝,標誌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政府不再將企業家和商人視作懷疑對象;也沒有像清朝那樣禁止私人「團體」和協會的形成。由士人變為實業家的張謇擔任工商總長,頒佈了一系列鼓勵和保護工商業發展的規定。
國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在華的帝國主義勢力迅速衰退的時期,這場戰爭也給歐洲的工業和它與亞洲的貿易帶來負面影響,然而卻為中國本國工業的暢通發展創造了一個黃金時機。
1913-
1918年期間外國進口中國的數量變化,分別是:英國進口量由
9,
600萬兩降到
4,
900萬,法國進口量由
520萬兩降到
150萬;德國進口量由
2,
800萬兩降到零。以相反比例計算,中國的外貿赤字從
1913年的
1.
66億兩關稅降到
1919年的
1,
600萬兩,同時絲綢出口從
1914年的
87,
517擔上升到
1919年的
131,
506擔。
3與此類似,中國本國的工商業飛速增長:紡織公司從
1911年的
22家增長到
1919年的
54家,到
1921年已達
109家;麵粉廠從
1916年的
67家增長到
1918年的
86家;近代銀行從
1911年的
7家增長到
1923年的
131家;蒸汽船從
1913年的
893艘(總噸位連
141,
024噸)增長到
1918年的
2,
027艘(總噸位達
236,
622噸);煤產量從
1913年的
1,
280萬噸增長到
1919年的
2,
010萬噸;鋼產量從
1914年的
100萬噸增長到
1919年的
180萬噸。
4這些新興工業和企業,造就了新的商人階層和勞動階層,這些人不同於舊式的不關心政治的商賈和懶惰的農民,而是對中國在帝國主義壓抑下的困境很敏感,並且決心保衛國家利益。這些人大多數居住在城市,使城市的中心和其經濟得以擴展。北京、上海、武漢、南京、天津和廣州都成為大都市,那裡養育了新的知識分子階層。從
1907年至
1917年,這些階層中至少有一千萬人接受了某類近代教育,被灌輸以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者的決心,要從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混亂的雙重苦難中「救國」。
那些本來在國外學習的歸國留學生,特別熱衷于引入改革,從
1903年至
1919年,這些學生中有
41.
51%在日本學習、
33.
85%在美國、
24.
64%在歐洲。
5近代西方文明搖籃的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吸引了大量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以及一支勞動大軍,到
1918-
1919年期間,這支勞動大軍約有二十萬人,並在道路、碼頭、工廠和軍火臨時堆集處工作,其中至少
28,
000人接受了教育。從
1872年起就有培養中國幼童傳統的美國,到
1915年接收了約
1,
200名中國留學生。但是,因為日本的地理位置靠近和生活費較低,所以吸引的中國留學生數量最多,到
1906年有
13,
000人。
6最傑出的歸國留學生代表有:從法國歸國的陳獨秀和蔡元培;從日本歸國的郭沫若和魯迅(周樹人);從美國歸國的胡適和蔣夢麟。陳、蔡、胡很快成為這場思想革命的精神領袖。
陳獨秀(
1879-
1942年),安徽人,年輕時曾接受全面的國學教育,
1896年考中秀才。
1902年和
1906年,兩次東渡日本,但只獃了很短的一段時間。
1907年前赴法國,受到法國政治和文學的強烈影響。儘管不是同盟會成員,但于
1910年回國參加了民國革命。
隨後因為牽涉入二次革命,東逃日本。
1915年,回國反對二十一條。
蔡元培(
1876-
1940),浙江人,
1889年和
1892年分別考中舉人和進士,並成為令人欽羡的翰林院編修。之後,
1907年前赴德國,在來比錫(Leipzig)大學學習。四年後,及時回國參加了民國革命,獲委任為孫中山政府教育總長。在袁世凱接任總統後,辭掉了這個職位。
1912年夏,重返德國,獃了大約一年。隨後三年,在法國度過,為中國留學生和勞工管理着勤工儉學項目。
1916年,婉言謝絶浙江省長之職後,回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胡適(
1891-
1962年),清朝前期著名學者胡渭(
1633-
1714年)的後裔,年輕時也是接受國學教育。
1909年從中國公學畢業後,獲得政府資助到美國學習,先後獲得康乃爾(Comell)大學哲學碩士和哥倫比亞(Columbia)大學哲學博士。受杜威和赫胥黎的影響,強烈信奉實用主義,科學的思維方法,以及進化的社會改進觀。旅居美國七年,深諳美國文學和社會運動,這時期正好是一個以迷戀新事物為標誌的解放時代,如:新人文主義、新民族主義、新歷史、新藝術、新詩學和新女性。
胡適受到門羅(Harriet Monroe)《詩刊》(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提倡以平易語言進行詩歌創作的影響,他的觀點是在文學創作中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一點在他的思想中很重要。
71915年,當他還是康乃爾大學的學生時,便和趙元任大膽地發動一場運動,介紹白話文的寫作方式。
這些新知識分子都是轉型時期的產物
他們都深深植根於中國古典文化,然而同時也深諳西方文明。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實用主義、科學和民主給他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當他們歸國的時候
陳獨秀在
1915年,蔡元培在
1916年,胡適在
1917年分別歸國
他們充當了中國文學和知識分子人格轉換的發酵劑。他們有關對「國粹」進行批判性重估與引介西方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呼籲,燃起了一場思想革命;這場革命既粉碎了傳統主義,同時又開闢了新文化運動時期。
2.新文化運動的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