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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 66 /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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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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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

此後便出現一段和平安定的時期,標志著新一輪循環的開端。總之,由亂到治和由治到亂乃是保持社會平衡的自然方式,中國人從遠古時起就一直聽憑這一程序的支配。哲人孟子(公元前373-288年)曾深透地評說,大治之後必有大亂,而中國人也普遍相信,每隔三十年可能會有一次小亂,每隔一百年便會有一場大亂。西方學者有時把這一現象稱作為「王朝輪迴」,儘管它應更確切地稱為「歷史之自然演進」理論。

把這個觀念運用到清代,我們將發現康雍干三朝的一百五十年和平與繁榮,已促使了人口的迅猛增長,但可耕地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增加。人口從1741年的1.43億增加到了1850年的4.3億,增長了200%,而耕地則從1661年的549億畝(1畝=16英畝)增加到1833年的7.37(7.42)億畝,僅增長了35%。人口增長與土地增長之間的差異導致了人均耕地面積的急劇下降。根據1753年的7.08億畝耕地,每個人理論上可分得3.86畝,但根據1812年的7.91億畝,每個人只能攤到2.19畝。


  

更糟的是,在18121833年間,由於自然災害的因素,耕地面積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出現了負增長,從7.91億畝減少到7.37(7.42)億畝,而人口卻從3.61億增加到了3.98億,這使得人均耕地面積進一步下降到1.86畝.1

個人土地擁有量的持續減縮,意味着農民負擔日益加重,當小塊田畝的產出不再能維持生計時,農民便賣掉田地成為某個地主的佃戶。一旦土地賣掉,農民就不太可能將其贖回,因為富裕的土地擁有者如賣不出很好的價錢是不會賣掉土地的,而農民是付不出這種好價錢的。土地價格的這種螺旋形上漲的結果,便是土地持續不斷地集中到富人手裡。直隷省何氏家族在1766年時擁有100萬畝土地,大致相當於全國可耕地總面積的七百分之一。

不僅是地主,連一些富有的米商,高利貸者和當鋪鋪主們也佔有土地。土地價格成倍地上揚。清代初年一畝地一般值一、二兩,到清代中期就漲到了七、八兩。

下列現象反映了耕地的高度集中:50%到60%的耕地掌握在富裕家庭手中,另外10%由旗人和官莊佔有,只留下30%的耕地在餘下的4億人中分配。人口總數中60%到90%的人完全沒有土地。無地農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他們必須將產出的50%用於支付地租;而由於地租通常不是用實物支付而是轉換成貨幣支付,這個轉換過程通常又要多颳走地租的30%。例如,1畝產出3石(1石=13313磅)的田地一般要繳納1.5石地租,但當以30%的附加費轉換為貨幣支付時,地租實際高達1.95石,耕種人自己只能留下105石,他自然不能養家餬口,而不得不從高利貸者那裡借債。

2許多離鄉背井的無業農民流入城市,充當挑夫、碼頭裝卸工和水手,而另一些人則漂洋出海尋求新生活,還有一些人成為盲流、無賴和土匪。如果當時中國存在大規模工業或大產業的話,這些過剩的人員也許就能融入生產性的渠道了,但不幸的是,當時中國沒有這樣的產業,無業者便成為社會不安定的根源。3這些人乃是暴動或革命的導火線。

1.2鴉片戰爭的影響《南京條約》沒有寫上禁止鴉片進口的條款,外國商人利用這一點,加強了進行有利可圖的非法買賣鴉片活動。中國政府打輸了這場戰爭,不敢禁止這種買賣。結果,鴉片交易實際上變得毫無拘束,鴉片進口從1842年的33,000箱上升到1848年的46,000箱和1850年的52,929箱。僅1848年一年就有一千多萬兩白銀外流,加劇了業已惡化的經濟混亂和銅銀兌換價格。

1兩銀子在十八世紀時兌換1,000文銅錢,而在1845年,其市價超過了2,000文。兌換率增長一倍,實際就減少了人們一半的收入,因為,儘管銀兩和銅錢都是中國的通用貨幣,但充當市場上基本交換媒介的是銅錢:買米用銅錢,付薪水也用銅錢。1石米以前值3,000文,按1,0001的老兌換率值3兩,但在1851年,根據上揚了的2,0001之兌換率,1石米只能換到1.5兩。實際上,造意味着農民的地租負擔重了一倍。


  
4鴉片輸入所產生的這種破壞性經濟後果,又因條約口岸地區洋貨的普遍湧入而進一步加劇。廣州受害尤重,因為它具有最悠久的對外貿易歷史和最廣泛的對外接觸,當地的家庭手工業被摧毀,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遭到了瓦解,那些受其負面影響的人成為潛在的動盪根源。

1.3政治腐敗正如第六章 中所論,政府官吏的特徵是知識淺薄、得過且過和不負責任,對民眾福祉漠不關心甚至全然忽視。在那些相對「清廉」、不搞歪門邪道的官員中,一些人在舞文弄墨中打發時光,另一些人則唸經行善,他們自視清高,將那些埋頭政務的官員看作俗人。官場中的不負責任也反映在肆意賣官鬻爵和強索錢財,出銀3,000兩可捐得一知縣之職;這樣一個捐取官職的人,鮮有不在其任內設法撈回這筆買官的錢。

1.4武備鬆弛為清王朝的建立出過力的旗人早巳頽廢不堪,在康熙年間,他們就已衰敗到無力鎮壓三藩之亂(1673-1681年)的地步,朝廷不得不仰仗于漢軍綠營兵。到1796-1804年間的白蓮教起義之時,綠營兵也喪失了鬥志,朝廷被迫起用地方團練,旗人和綠營兵失卻了民眾的敬畏。此外,鴉片戰爭的敗績更暴露出王朝的軍事衰落。秘密會社和懷抱野心的漢人得到鼓舞,加緊籌劃反滿民族及種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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