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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那提業夫曾擔任過沙皇侍衛官，他在
1859年夏接替普提雅廷出任駐華大使。他是一個精明的策劃家和狡猾的外交官，受命前來執行微妙使命，為俄羅斯爭奪對華事務之國際領導權，使《璦琿條約》獲得批准，並防止滿清王朝(俄國與之維持着較有利的條約安排)崩潰。他達到這些目標的手段是充當中國人和英法侵略者之間的調解人。他由陸路經恰克圖到達北京，首先與理藩院尚書肅順進行了曠日持久但毫無成效的談判，
21肅順對承認《璦琿條約》、擴展貿易至中國內地及重新劃分新疆邊界等事宜毫不放鬆。
憤恨之餘，伊格那提業夫
1860年
5月離開北京前往上海，向英法全權代表痛斥中國刻意刁難英法兩國的計策，鼓勵英法對北京採取積極的和不妥協的姿態。為取悅于英國人，他向英國人通報了中國京城的狀況，後來又指點英國人在北塘登陸，並向克靈頓將軍提供了一張北京地圖，以幫助英國人進攻該城。
伊格那提業夫緊隨聯軍後塵返回北京，他狡猾地在中國人面前裝作是一個必需的朋友。他向恭親王自薦去調停中國與聯軍的事端，力爭減少賠款，並促使聯軍儘早撤離北京，但要恭親王同意下列條件：(
1)批准《璦琿條約》；(
2)沿烏蘇里江至朝鮮邊界劃定中俄東部邊界，北部沿中國的常駐卡倫(常設性警戒綫)劃定疆界；(
3)允許俄國在喀什噶爾、庫倫和齊齊哈爾設立領事。恭親王很清楚俄國人的兩面三刀，並不願意以如此昂貴的代價取得俄國之調停，但他也擔心一旦拒絶俄國人的調停，將把俄國人驅到英法一方，從而使中國同時面臨三個敵人。抱著將聯軍打發出北京的指望，他屈從了伊格那提業夫的調停提議。
1860年
1O月
24日簽署《北京條約》之後，伊格那提業夫迫不及待地揚言，華北的嚴冬很快就要降臨，它將會封凍住白河，那樣，所有的外國人將被困住，並將暴露在可能發生的中國暴民之襲擊面前；他信誓旦旦地稱，他不久就要赴天津過冬。在他的影響下，克霞頓將軍叫嚷着要早些退出北京，設定
11月
8日為最後期限。
聯軍撤離，伊格那提業夫與清政府談判時不會有任何外國干擾。
11月
14日簽署了《中俄北京條約》，這是對他有功于中國的獎賞。這個條約確認了俄國在《璦琿條約》中的收穫，包括黑龍江以北的領土，該地從此變成了阿穆爾省；不僅如此，該約還使俄國得以獨占了烏蘇里江以東至海濱的領土，該地從此成了濱海省。而且，庫倫和喀什噶爾向俄國貿易開放，讓俄國設立了領事，並允許俄國人居住。
俄國人不費一兵一彈就獲得了約
30到
40萬平方英里的領土，還附帶大量的商務特權。此外，根據最惠國待遇原則，俄國也同樣享有中英和中法條約的利益。
22第二套條約鞏固了鴉片戰爭後簽訂的第一套條約，構成了一部堅固的條約體系，中國在
1943年之前一直未能擺脫這套體系。毫無疑問，到
1860年，這個中華文明古國被西方徹底打敗並羞辱了。歐美海權國家一步一步地從廣州向北推進至上海再至北京，而陸上國家俄羅斯則從西伯利亞
滿洲邊界向南推進到北京。西方國家通過建立條約口岸和擴展商務，爭奪貿易利益和經濟特權，俄國人則既強調貿易收益也強調取得領土。
從南和從北而來的這兩股推進勢力，實實在在地構成了一種鉗形活動，越來越繁地掐住江河日下的滿清王朝。在隨後的一個世紀裡，西方和俄國是影響中國的兩個主要根源，其後果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清晰可見。
第十章 太平天國革命、捻軍叛亂及回民叛亂
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不僅遭受對外戰爭的苦難，還備受一系列消耗性的內部動盪之困擾。兩次鴉片戰爭帶來了來自外部的災難和屈辱；與此同時，革命和叛亂則從內部給予統治政權以沉重的打擊。最大的一場動盪是太平天國革命，它几乎推翻了清王朝。這場革命從
1850年一直持續到
1864年，席捲了十六個省份，摧毀了六百多座城鎮。
捻軍叛亂從
1851年持續到
1868年，遍及了八個省份。雲南的回民叛亂從
1855年延續到
1873年，而西北的回民叛亂，即東干人叛亂，從
1862年持續到
1878年。大清的國運已跌落到最低點。
1.社會動盪的根源
傳統的中國人相信這樣的一套理論：即內亂和外患兩者同時發生在中央政權衰敗之時，便是國家內部形勢危急和傾覆的象徵。如統治力量夠強大的話，這些麻煩或可得到化解，而不至于不可收拾。十九世紀中葉滿清政府的事例正好證明這個理論，這個時期的清政府由於積習了從前許多根深蒂固的社會經濟弊端，因此無可避免地導致了內部動盪。
1.
1社會經濟因素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兩千年裡，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几乎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基本上是一個農業社會，社會的秩序和混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土地分配的適當與否。在每一次大亂之後，許多人被殺，以致有足夠的土地供倖存者耕種，但經過一段和平時期，人口的增長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均耕地面積下降。這引起了民生之艱辛，而艱辛又引發了盜匪和起義，這些致亂的狀況通常伴隨着治理不力、政治腐敗和道德淪落。隨後便出現一段混亂時期，在混亂中人口再一次大減，直到
從理論上來說
土地和人民之間達成一種新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