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巧，一家雜誌社也給愛因斯坦寫信徵求他對另一位作曲家的意見，愛因斯坦于
1928年
11月
10日回信如下：關於舒伯特，我只有這些可以奉告：演奏他的音樂，熱愛——並且閉上你的嘴。
愛因斯坦對貝多芬的態度很複雜。他理解貝多芬作品的宏偉，但愛因斯坦並不喜歡交響樂的激烈衝突，貝多芬室內樂的晶瑩透徹更使他着迷。貝多芬的交響樂，對於他，是作者好動和好斗的個性的表現，其中個人的內容壓倒了存在的客觀和諧。亨德爾以其音樂形式的完備令愛因斯坦欽佩，但思想家在其中找不到對大自然的本質的深刻理解。
舒曼的作品對他來說是新奇的、精巧的和悅耳的，但愛因斯坦在舒曼的作品中感覺不到概括的思維的偉大。舒伯特於他更親近。
當愛因斯坦聽瓦格納的音樂時，他覺得他看到的是由作曲家天才調整好的宇宙，而不是超個人的宇宙，儘管作曲家以偉大的激情和虔誠表達宇宙的和諧。也許，這種印象部分地是由作曲家的個性造成的，不過愛因斯坦的確在瓦格納的作品中沒有找到擺脫「自我」的存在的客觀真理。這種真理他在施特勞斯那裡也沒找到；愛因斯坦覺得，施特勞斯在音樂中只揭示出存在的外部節律。
愛因斯坦會對德彪西的音樂聲入迷，猶如他在科學上會對某個數學上優美而並無重大價值的課題入迷一樣。但是，吸引他的只是作品的結構。愛因斯坦太善於「從結構上」去領會音樂了。也許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他不理解勃拉姆斯。
愛因斯坦認為，對位法的複雜性並不給人質樸、純潔、坦誠的感覺，而這些是他首先看重的。也同在科學上一樣，他覺得，純潔和質樸是如實地反映存在的保證。莫扎特始終是愛因斯坦迷戀的對象，是他的思想的主宰者。
愛因斯坦對莫扎特的態度和音樂愛好基本上終生未變。
1952年
9月，有一位年輕的澳大利亞風琴家曼弗勒德·克來因來到普林斯頓。他拜訪了愛因斯坦，為他演奏，並同他就各種各樣的多半是音樂方面的話題，進行了交談。
愛因斯坦對克來因說，他在鋼琴邊經常有一種即興創作的欲求。「這種即興創作對我來說就像工作那樣必要。不論前者或後者都可以使人超脫周圍的人們而獲得獨立。在現代社會裡，沒有這種獨立性是沒法過的。」
克來因談到愛因斯坦對莫扎特的熱愛以及舒曼和舒伯特的一些小曲子給他帶來的快愉。歌劇中，除莫扎特之外，愛因斯坦在交談中只提到《費德里奧》和《包裡斯·戈都諾夫》。克來因說：「我認為，他之所以談論起它們，是因為在這些歌劇中表現了一個社會主題——自由。」
接着，克來因講到在談話之後他們下到一樓，那裡放著從前別人贈送給學者的別赫施坦鋼琴。克來因演奏了一首莫扎特的奏鳴曲。愛因斯坦非常高興。後來又演奏了貝多芬的奏鳴曲
作品第 111號。
克來因想以自己對貝多芬的崇拜感染愛因斯坦。不過，愛因斯坦雖然感到這部作品的美和力量，但卻不能分享年輕鋼琴家的情感。
2淡泊名利這麼多錢叫我怎麼辦？
大學畢業後，愛因斯坦經歷了一段貧困與屈辱的歲月。直到
1901年
12月，愛因斯坦貧困的生活才出現了些許的轉機。原來大學期間的同班好友格羅斯曼把愛因斯坦的窘境告訴了父親——老格羅斯曼。老格羅斯曼請自己的好友，伯爾尼聯邦專利局局長哈勒幫忙。
哈勒是在開山築路時代裡苦幹出來的工程師，他胸襟開闊，辦事果斷，說到做到。他答應幫助。於是，
1901年
12月
11日，報上出現了伯爾尼專利局徵聘二級工程師的啟事。
愛因斯坦馬上趕到伯爾尼專利局，呈上申請書。他來到局長辦公室，面對著坐在大辦公桌後面的局長那雙鋒利的眼睛，他的心怦怦直跳。
局長叫他坐下，拿出幾份專利申請書，要他當場提出意見。愛因斯坦缺少工程知識，不懂技術細節，這一點逃不過局長的眼睛。可是，愛因斯坦對新事物的敏鋭反應和判斷真偽、對錯的能力，也引起了哈勒局長的注意。局長收起專利申請書，和愛因斯坦談起了物理學，從牛頓談到麥克斯韋。
哈勒理論修養不高，但是多年的專利局工作，使他獲得一種無與倫比的鑒別優劣的能力。他看得出，這個說話溫和的年輕人，確實像老格羅斯曼介紹的那樣，是有天才的，他決定錄用愛因斯坦。但必須等到有空缺，才可以正式上班。
1902年
6月
16日，愛因斯坦得到了伯爾尼專利局的正式任命——三級專家
實際上是技術審查員，年薪
3500法郎。
愛因斯坦應徵二級工程師，結果降為三級，名稱也改了。雖然如此，他終究有了固定的職業，不必再為生活操心。他可以在工作之餘，專心致志地研究心愛的物理學。他滿意了。
在專利局，人們很欣賞愛因斯坦的非凡才能。正直的哈勒局長嚴格而公正地對他的下屬作出評價；他以父親般的威嚴和隱藏在內心裡的善良來教育他的工作人員。
1904年
9月
16日，愛因斯坦才被錄用為正式三級官員。同年，他和貝索等人申請二級技術員之職。根據局長指示，必須經過一次筆試。結果是大有希望的，局長的評判既嚴肅又充滿親切的關懷。
在給聯邦顧問的建議書中說：「就愛因斯坦而論，他作為三級技術員表現得很好，但他要晉陞還得等一下，直到他完全熟悉機械工程為止；因為從他所學的課程來看，他是學物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