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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有一件「一生中令人痛心的回憶」。這件事說的是
1940年
8月在西拉法的推動下，為了防止希特拉法西斯搶先掌握了原子武器，愛因斯坦在敦促羅斯福總統下令研製原子彈的一封信上簽了名。僅僅在事後，愛因斯坦就深感後悔，他認為人類科學的成就不應當轉而為毀滅人類服務。
德國戰敗之後，這種恐懼消除了，但新的危險又出現了。西拉法寫道：「到了
1945年，我們就不再擔心德國人會用原子彈轟炸我們了，而我們擔心的卻是美國政府可能用原子彈轟炸別的國家。」
於是，他又去找愛因斯坦，以便借助他向羅斯福呈遞自己的備忘錄——竭力預防對日本城市實行原子彈轟炸。愛因斯坦的信是發出去了，但並未到達收信人手中。
廣島和長崎的悲劇使愛因斯坦深感痛心。安東尼娜·瓦朗坦敘述了她同愛因斯坦的一次談話：「愛因斯坦說：『實際上，我起了一個郵箱的作用。他們交給我一封寫好的信，而我必須在這封信上簽名。』我們是在普林斯頓愛因斯坦的辦公室裡說起這一點的。
灰暗的光線透過大窗戶的玻璃照在愛因斯坦佈滿皺紋的臉上和似乎被他視線之火燒紅了的眼睛上。他開始沉默不語，這是因內心隱思的問題引起的沉痛緘默。他那同平時一樣炯炯發光的目光轉向我。我說：『然而是您撳了按鈕。
』他迅速轉過臉去，從窗戶眺望荒涼的山谷和一片被古老樹叢遮住地平綫的綠色草地。然後，愛因斯坦似乎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他所注視的樹梢，低聲地若有所思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是的，我撳了按鈕……』」「是的，我撳了按鈕。」愛因斯坦這句話含有深深的懺悔，雖然確實原子彈轟炸的責任決不在他。他卻感到十分痛心。
原子彈悲劇只是痛苦地反映了愛因斯坦很久以來就為之苦惱的事。
他對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惡都具有一種個人的責任感，因而特別深刻地體驗到非理性地和破壞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許多世紀的大悲劇。
人類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尋找和諧，並按其內在傾向把社會引向和諧，引向社會生活的合理組織。但在對抗性社會裡，理性的果實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種科學思想、世界內在理性的每一種發現都可能成為非理性勢力的武器。愛因斯坦在許多年中不止一次地講過這些話。
愛因斯坦認為，認識過程，也就是干預自然的過程，這一過程同人們的生活理性和科學的方法進行的改造是不可分開的。追求合乎理性的社會制度是探索世界的客觀的理性、秩序性、規律性、因果制約性的結果。從對宇宙的和諧的強烈的追求中萌生出的一種「對社會正義的強烈興趣和社會責任感」。因此他作為相對論的創立者，對上述應用的性質無疑負有極大的責任。
正是這樣一種同人類集體智慧相融合的，對整個科學所負的責任感，使得愛因斯坦面對著科學創造的漫長悲劇的新一幕感到如此沉痛。然而這一沉痛感並沒有動搖愛因斯坦對人類能夠消除原子彈戰爭的危險並把科學成果用於創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並不威脅人類，新的自然力的濫用才威脅人類。愛因斯坦表示了這樣的看法：「原子核鏈式反應的發現，正像火柴的發明一樣，不一定會導致人類的毀滅。
但是我們必須竭盡全力來防範它的濫用。」
廣島的陰影不時地縈廻在愛因斯坦心頭。他曾向愛倫堡談過這樣一件事：「我讀了《紐約人》雜誌上一篇關於廣島的令人震驚的報道。我打電話訂購了一百本雜誌，分發給了我的學生。後來，有個學生向我致謝，還興奮地說，『炸彈真神奇！……』當然，還有別的話。」
愛因斯坦對此說道：「這一切令人太沉痛了。」
愛因斯坦的沉痛不僅在於理牲的成果被用於了非理性好戰和對人類的毀滅，還在於從事理性探討的人不應忘記社會的良知和道德正義。因此對愛因斯坦來說，反對原子威脅的鬥爭是反對社會不義的廣泛鬥爭的一部分。
在愛因斯坦的身上積聚了科學的和倫理的共同標準。在他看來，社會的和道德的不妥協性是許多真正的科學家所特有的。獻身科學要求這種獨立性、徹底性、誠實的品性和勇敢的大無畏精神。日常生活中對原則的背棄，在社會良知上失去作為一個人的判斷常常也會導致科學上的虛偽和怯懦，最終導致對真正科學探索的背棄。
正因為如此，他比同輩人中的任何一個科學家都更深切地經受過科學被用於軍事侵略的悲劇的折磨。對愛因斯坦來說，科學是為某種超個人的和理性的東西服務的自由思想的同義語。科學為實際利益服務，不僅不違背自己的理性內容並且以充分的方式表現這個內容，但這個實際利益應該是根據理性和科學，根據真理和正義合理地對社會和自然進行改造的。合理的、和諧的社會實踐應該是自由的和諧的發展的基礎，是合理思維的基礎。
愛因斯坦從抽象思維的頂峰看到了科學及其應用的危機。
3成功的哲學方法奧秘科學探索生涯的曲線圖人生從幼年、少年發端，經過青年、壯年的輝煌，最終進入暮年，這是誰也避免不了的一種歲月的曲綫。科學生涯猶如人生也總是表現出一條曲綫，這一規律對愛因斯坦來說也不例外。然而，科學生涯曲綫的圖像對不同的科學家來說卻是各式各樣的，有不同的高峰與谷地，科學佳期長短不一，與時間的關係表現不同。愛因斯坦科學生涯的曲綫有着十分顯著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