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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發表一系列關於原子戰爭和世界政府的言論。
1946年 發起組織「原子科學家非常委員會」，擔任主席。
給聯合國大會寫公開信，敦促建立世界政府。
1948年 同天文學家夏普林利合作，全力反對美國準備對蘇聯進行「預防性戰爭」。
抗議美國進行普遍軍事訓練。
1949年 發表《為什麼要社會主義》。
1950年 發表電視演講，反對美國製造氫彈。
1951年 連續發表文章，指出美國擴軍備戰政策是世界和平的嚴重障礙。
1952年 以色列第一任總統魏斯曼死後，以色列政府請愛因斯坦擔任總統，被拒絶。
1953年 給受迫害的教師弗另恩格拉利寫回信，號召美國知識分子抵抗法西斯迫害，引起巨大反響。
1954年 通過「爭取公民自由非常委員會」號召美國人民起來同法西斯作鬥爭。
被美國參議員麥卡錫公開斥責為「美國的敵人」。
發表聲明，抗議對奧本海默的政治迫害。
在《記者》雜誌上發表聲明，不願在美國做科學家，而寧願做一個工匠和小販。
1955年 同羅素通信討論和平宣言問題，並在宣言上簽名。
駁斥美國法西斯分子給他扣上的「顛覆分子」帽子。
4月
18日逝世。
這就是與愛因斯坦科學生涯相伴隨的社會生涯，這就是愛因斯坦不斷地追求探索宇宙的奧秘不斷地追求真理過程中出於一種社會的良知，為維護和平和正義，為維護作為人的權利而進行的戰斗的圖式，這一個活動的圖式與他所創立的相對論宇宙圖式同樣輝映日月。
追求宇宙的和諧愛因斯坦一生的社會生活圖式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他充分瞭解到，科學家不是生活在他那抽象思維和實驗操作的真空裡，科學家是一個人，他必然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道德和政治的氣氛中，而這種氣氛是受到他所在的那個國家所制約的。科學家辛勤地勞作是為了全人類的事業，是為了人對宇宙世界的認識，而這種事業和認識一方面推動着社會力量的進步，一方面也受到社會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科學家的貢獻，科學家創造的成就在付諸應用時同樣由這些社會力量來定向，同時科學家本身也不應該脫離這個社會力量而置身事外，科學家就是社會一員。愛因斯坦在感到做一個完整的人顯得困難重重時，心中所焦慮的是社會力量是如何對待他心目中的世界圖像和他所追求的真理的。
他始終懷抱著一個信念，世界是統一的、和諧的、完美的，其規律是那樣的美妙，讓人感到自身的渺小。人所置身的這個社會世界也應該是統一的、和諧的、完美的。因此他反對沉溺于抽象的問題之中，對人類最迫切的需要視而不見。他反對一碰到政治問題就採取最小的阻力政策，完全躲避到自己營構的知識專業中去。
對他來說，單純的才智不能代替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態度上對正義的維護。正像對待知識他永遠是一片赤誠之心一樣，對待社會問題他也總是光明磊落，不因強權而屈服，不因邪惡而退縮，不因凶殘而躲避。他作為一個科學家可以自慰，他作為一個稱得上為人的人而更值得自豪，他要求真正的科學家是不愧為人的人。
是生活、事實、政治警告了愛因斯坦不能做一個書齋中的學者。他和他的理論都經受過風雨嚴寒的襲擊，這種襲擊相當一部分並非來自學術界，因而使他的大腦愈來愈清醒。他所遭到的圍攻、歧視、誤解、人身攻擊，直至被抄家，被凌辱，著作被燒燬，財產被沒收，被剝奪公民權，被懸賞，這一切都曾橫亙在他的面前，他未曾低過頭。如果說愛因斯坦對社會正義，對殘殺是出於一種本能的直覺反對的話，那麼當他面臨着死亡的威脅，面臨着恐嚇與辱罵的時候，他就已經是一個奮起抗爭的戰士了。
愛因斯坦的兩個情深誼厚的朋友曾勸說他要在科學和政治上實施選擇，勸說他對政治問題可以默不作聲，勸說他科學與時代潮流相混雜是不行的。但他大不以為然，他說：「我認為每個公民都有責任盡其所能來表明他的政治觀點。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視這種責任，那麼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在愛因斯坦看來，科學家要關心政治，這就是理由之一。
他認為，科學家通過勤懇的勞動，可以在消除專制、歧視、偏見方面作出貢獻，可以在純潔人的心靈方面作出貢獻，科學家對國家的發展是有其政治責任的。
愛因斯坦還認為，政治問題在較廣泛的意義上說就是人類事務。如果科學家能夠有時間和勇氣來誠懇地、批判地考慮面臨的任務，並且採取相應的行動，那麼，公正而完善地解決某些國際問題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
愛因斯坦深信，熱烈追求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在為改善人類狀況上所作出的貢獻，要遠勝過政治上的權謀，後者終究只會引起普遍的相互不信任。包括科學家在內的大眾對維護公正和反對不義的起碼反應，歸根結蒂是防止人類不至于墮落到野蠻狀態的惟一保障。愛因斯坦因而不斷地為反對專橫的統治和壓迫，為反對對個人信仰和公眾的迫害而大聲疾呼。他說：「我所做的僅僅是這一點：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正因為如此，他對維護人類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社會主義表示歡欣，他對出身于知識分子的馬克思和列寧全心全意為實現社會正義而獻身表示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