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所預料的那樣，馬克思提出的拒絶納稅的要求在全體人民中憤怒地燃燒起來。連國民議會也不得不接受這個要求，被普魯士軍隊從科倫市政廳趕出來的議員們在米茨旅館舉行了會議。在那裡，以
226票一致決議拒絶納稅。決議是：「在國民議會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繼續開會以前，勃蘭登堡內閣無權動用國家資金和征稅。」
“因此，從今天起捐稅就廢除了！！
納稅是叛國行為！！
拒絶納稅是公民的首要職責！”當馬克思知道上述消息以後，他又寫了一篇新的呼籲書，要求成立一個革命民團，以便貫徹國民議會的決議。
「不再納稅」的口號，連續
28天每天在《新萊茵報》第一版的報頭下面刊登。
普魯士政府又起訴馬克思，法院傳訊馬克思出庭——那是
1849年
2月
8日，一個嚴寒的冬天，高聳的大教堂的尖塔周圍飄着鵝毛般的大雪。
馬克思、沙佩爾和施奈德爾都是一起在呼籲書上簽過名，現在他們正走在去陪審官裁判所的路上。
儘管風雪交加，但他們三個人精神飽滿，堅定地要供述呼籲書上的每一句話，毫不畏縮。
在宣讀起訴書和檢查官講話之後，馬克思發了言。
陪審官在馬克思第一段講話之後就已經抬起了頭，馬克思的勇敢和激情給了他很好的印象。其中一位陪審官是大酒商，他坐在陪審官的彈簧椅上，開始有些不自在起來，被告剛纔說了些什麼呢？
「國王實行了一場革命，他推翻了現存的法律制度，他不能訴諸被他自己可恥地蹂躪了的法律！」在那位大酒商打算考慮上面的話之前，他已經被最後的幾句話懾服了：「這是一種怯懦的法律偽善！諸位先生，你們一定不會用自己的判決來批准這種偽善的。」「我完全無法理解，檢察機關怎麼還敢根據已被王權本身蹂躪了的法律來控告我們！」馬克思發現好像陪審官要站起來退庭，但是他的抗辯還沒有結束，他正要更加有力的證據回擊他們。這些證據無可辯駁地、簡單明了地揭露了控訴書的違法行為。
「查理一世不止一次地獲得勝利，但是，到頭來還是上了斷頭台。諸位先生，誰又能向你們擔保：現任內閣以及過去和現在都是現任內閣手中的馴服工作的那些官員，將來不會被本屆議院或它的繼承者宣判為國事犯呢？」這位大酒商警悸而畏縮起來，「國事犯」這個詞對他來說好像是抽了一鞭！一個被告用這種大無畏的精神控告當權的容克地主和他們的內閣官員，這在法庭上還算第一次！
「諸位先生！檢察機關的代表企圖用
4月
6日和
8日的法律來論證他的控告。我曾經不得不向你們證明，正是這些法律會取消對我們的控告。但是，不瞞你們說，我過去從未承認，而且將來永遠也不會承認這些法律。對於人民選出的代表來說，這些法律從未發生過效力，更不用說給三月革命指出道路了。」
「政府接二連三地採取暴力行動。它肆無忌憚地違犯極重要的法律，Habeas Corpus Akte，市民自衛團法。它在戒嚴的幌子下任意實行無限制的軍事專制。它甚至把人民代表本身都給趕跑了。
而當一方蠻橫無禮地違犯一切法律的時候，卻要求另一方甚至最嚴格地遵守會議規則！”“當現代社會還沒有摧毀和消滅舊社會賴以強行保全自己的那種正式的遺留下來的權力以前，當它還沒有摧毀和消滅這個社會的國家權力以前，它是不可能高枕無憂的。天賦王權的統治——這也就是過時的社會成分的統治。」
檢察官聚精會神地做記錄，他多次停筆去考慮被告的為人。
站在檢察官面前的是像他自己一樣的一個大學生，法律學家的兒子，大概不會是那種流浪的手工業工人吧？！什麼東西鼓舞了這個人，使他這樣熱衷于工人的事業？
「這樣看來，在這兩個社會之間不可能有和平。他們的物質利益和需要使得他們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一個社會必然獲得勝利，而另一個社會必然遭到失敗。這是它們之間惟一可能的和解。
因此，在這兩個社會的最高政治代表之間——在國王和人民代議機關之間，也不可能有和平。」
馬克思坐下，法庭沉默大約一分鐘，一種少有的、壓抑的沉默，直到最後主審法官繼續傳訊沙佩爾。
沙佩爾和施奈德樂同馬克思一樣進行自我辯護，他們勇敢地承認了呼籲書中的話。
無可奈何。馬克思天衣無縫的邏輯思維和毋容置疑的事實以及那一字一句如同顆顆熾熱的子彈……法庭在這種強烈反差的氛圍下，原告成了被告。
法官也傾向了馬克思。
全體法官退庭。
被告在法庭庭丁的看守下，在法庭黑暗的走廊裡踱來踱去。他似乎聽到了陪審官們在室內發生了無休止的爭論。不出意料，送給他的法庭裁決書上寫着：「無罪釋放。」
這個月，政府向馬克思提起兩次起訴，都如此以馬克思的勝訴而告終。
工人和市民為爭取德國憲法而組織起來的鬥爭在工業城市薩克森和萊茵省被反動派的軍隊鎮壓下去了。為了參加以後的普法爾茨和巴登的起義，正在比利時參加鬥爭的恩格斯短期回到了科倫。
《新萊茵報》于
1849年
5月
19日被查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