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卡索馬上滿足了這位他從未謀面、但很敬重的人的要求，組織了法國一批在世界上享有聲譽的作家、畫家、電影導演、演員、評論家，如畫家馬蒂斯，文學批評家艾爾莎
阿拉貢夫人等，簽署了一份抗議書。
收到傳票的劇作家、曾任美國作家聯盟電影編劇協會主席的約翰·勞遜與導演赫伯特、威廉等著名人士，引證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拒不出席聽證會，而被國會提起公訴
他們先後被判半年至一年的監禁。卓別林又聯合加菲爾德等著名人士發出支持這幾位受害人士的聲明。
勞遜後來形容聽證會進行的情況，就像卓別林的電影那麼滑稽和富有社會意義。因為，他們被判之後不久，聽證會主席、眾議員帕內爾自己被指控濫用公共資金，同一些被指控為「蔑視」他的「非美活動委員會」的人一起蹲了監牢。
1947年底，在紐約發生的反對《凡爾杜先生》的行動，不過是這整場丑劇的序曲的一部分。因此，卓別林于當年
12月公開了他對美國電影生產組織的宣戰，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決然和好萊塢，和好萊塢那班人宣戰。我不喜歡背後批評的人，我認為這種人是自以為是和不起作用的。因為，我對整個好萊塢，特別是對美國電影，已不再抱任何信心，所以我決定公開宣佈我的意見。
你們都知道，某些美國電影院
特別是在紐約對《凡爾杜先生》一片所抱的態度。
若干造謡生事的 人，開始把我當作「反對美國分子」來看待。
這只是因為我和整個社會的思想不一致，並且也不想一致，因為好萊塢的大人物們認為可以掃除任何不合意的東西。但他們不久就將從這種迷霧中驚醒過來，不得不認清一下某些現實情況。
我要公開宣佈的就是這些：我，查理·卓別林，我宣佈好萊塢已經瀕于死亡。電影是被稱為一種藝術的，但在那裡它已經不存在了，有的只是千百米膠片在旋轉。我要附帶指出，在好萊塢，假如有人拒絶迎合一小撮狼群的意圖、要以革新者的姿態出現、敢於反對「大企業」的法則……那麼，無論這個人是誰，他也不可能在電影方面獲得任何成功。
……
不久以後，我可能會離開美國，雖然我在美國也曾獲得過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滿足。
在那個我將度過我餘生的國家裡，我將嘗試恢復自己成為一個和別人沒有差別的普通人，因而也就能獲得和別人相同的權力……
這，當然引起了那些反對、妒嫉、眼紅他的人的極度惱恨。演員羅伯特·泰勒
《魂斷藍橋》的男主角竟撕下他那英俊小生的面罩，說他主張把所有的赤色分子都遣送到不可能生活下去的地方去，他叫罵「查爾斯·卓別林是一個危險分子，他被當作一個經濟和軍事專家，其實他什麼也不是，只是一個暗藏分子而已。」
一個叫丕格勒的記者則攻訐卓別林「這個移居美國已
35年的外國人，以他在道德上的墜落、他的巨額債務、他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表演的懦怯態度……等等出了大名，這個外國人對美國的事務進行了不可容忍的干涉。」
一些國會議員同時也發動了「卓別林案」，共和黨議員凱恩要求驅逐卓別林，因為他向畢卡索發出電報是「犯了叛國罪」。民主黨議員倫金要求押送卓別林出境，因為他的「不名譽的私生活造成了全美國道德的墮落」，而且他拒絶接受美國公民籍。
當「非美活動委員會」聲稱要卓別林去華盛頓接受傳訊時，卓別林拍去一份電報，說自己是一個和平販子。此後，他收到措詞特別客氣的覆電，就說他不必再去受訊，此事已經結束。
毫無疑問，卓別林在他的影片中宣揚的和平思想和人道主義，是舉世公認的。
1948年，卓別林在美國的日子不好過時，在《凡爾杜先生》一片故事的背景環境地法國，電影批評家聯合會與法國報界人士磋商後，卻一致同意，向挪威議會主席斯篤辛發出一封要求信：卓別林先生的影片，最突出的特點是它們的擁護和平的思想，和影片中表現的對人類的熱愛。他的最近兩部作品——《大獨裁者》和《凡爾杜先生》，尤其顯著地表現了……
這些特點，在這兩部影片的後半部裡，都出現了儘力宣揚亞弗雷特·諾貝爾先生的寶貴思想的宣言。
基于此點，法國電影批評家聯合會……建議把諾貝爾和平獎金授予查爾斯·卓別林先生……
不知何故，挪威議會主席一直沒有就此信作出答覆。而加利福尼亞州一家大報卻在讀者中，發起了一次替卓別林購買返回英國的單程船票的募捐活動。
此後，聽證會的調查黑名單，隨着議員麥卡錫掀起的在文化界清除「赤色分子」的浪潮而擴大。它沉重打擊了電影界數百名優秀編劇、導演、演員和其他電影工作者。好萊塢一時霧晦雲暗、風雨飄搖，許多有才華的電影工作者被迫離開電影業和美國。卓別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在
1953年離開的。
第二十一章 莎士比亞式的悲劇《舞台生涯》離美之前，他還拍了一部令人稱道的悲劇影片《舞台生涯》。那時《凡爾杜先生》放映之後，「非美活動委員會」也暫時沒來找他的麻煩。素來樂觀的他拋開受審、聽證會、影片受攻擊這些給他帶來的痛苦，在
1949年又開始思索新的電影題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