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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目前，軍事家告訴我們：「敵愈深入我內地，則其困難愈多；而愈深入我內地，則於我愈有利益。」經濟學家告訴我們：「敵人十八個月戰費已化七十四萬萬日元，敵人的國債已達一百五十萬萬日元，敵人銀行的金準備只剩五萬萬日元，其他郵政、公司、公共團體的基金盡變為公債。敵人每年國民總收入不過一百二十萬萬。除了消費可以蓄積的不過二十萬萬，而在戰事進行中，每年發行的公債須五六十萬萬之間，那有消化的能力呢？」政治家則說：「現在日內閣繼任者平沼系法西斯中堅人物，將來對侵華之策略無疑更為積極，而國內則從事引誘一般資產階級，擬成為法西斯派統一陣線，但結果定為經濟日益崩潰，民不聊生，——平沼內閣只可稱為日本之末日。
」以上都是些觀察和論斷，但要是不尋出一點機兆，于讀者還只是一個概念，我們看吧：×地日軍一班攜機槍二支，步槍十支，自動向華方投誠。據其供稱：因痛恨日軍閥無端侵華，以日本民眾為犧牲，彼等已親見日本民眾慘遭家破人亡之苦，又親見中國民眾遭日本軍閥之殘害屠殺，日本軍閥自稱侵華為「安定東亞」，實則擾亂東亞，欲令全東亞人類滅亡。
彼等久已同情中國為民族生存及為維持東亞和平發揚世界正義之抗戰，今特投誠反侵略之中國民族陣營，誓願與中國兄弟合作到底，服從中國最高領袖及各級長官之命令，為世界正義道德為中國民族及日本同胞之幸福自由而戰，並決鼓吹號召日軍中覺悉分子，大規模反戰，以達到此目的，雖萬死不辭云云。現彼等已由華方派隊護送至某地優予待遇，該地黨政軍機關及民眾正準備舉行盛大歡迎會。
這就成為預言了。因為「此次日軍覺悟分子自動投誠華方者，其人數雖少，但以後必有大批絡續來歸者，可無疑義。」這論斷並非空想，卻是根據現實的觀察。雜感文主要是迅速的反映現實，給人以正確的暗示和論斷，比之文藝的其他部門有着直截和深刻的功用。
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雜感文往往擔當着風的任務，使人預感，因此也使一部分人歡喜的。
選自
1939年
7月上海世界書局《橫眉集》初版本
並非「文人相輕」
孔另境
近日曹聚仁先生在《自由談》上論「文人相輕」，引了許多文藝史上的掌故，彷彿「文人相輕」確是「自古而然」的，因此現下的文人也「相輕」似乎是不足為怪了。曹先生的結論，以為「相輕」並不是文壇的惡現象，古今中外的文學是這樣才進步了的，只要不是「人身攻擊」，是應該有而且必然會有的。這個結論我以為是不能算很妥當的。
因為「文人相輕」即使不是「人身攻擊」，然究不能說是文壇的好現象。即照曹子桓的說法，「文人相輕」的原因是在「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曹聚仁先生認這現象可算是一種「批評」，但這種批評的方法究亦不能作為我們的規範的。為什麼？因為這種批評的方式在批評學上說是直覺的批評，直覺批評的出發點是主觀的感情衝動，這感情衝動的成分是成見，意氣，嫉妒，學理的成分往往是極少的，即從曹先生所列舉的許多掌故中，几乎沒有一條不是直覺批評
要是固然稱的上「批評」兩字的話的最好例子。戰鬥是進步的一種動力，批評是戰鬥中的一部分，所以一切社會意識形態都是需要批評的，但批評者一定要站在一個社會的立場上，並非是個人任性的「相輕」就可充數的，即所「輕」的確是實實在在，也不過徒見其量狹，于文壇大局是不會有多少幫助的。
我們不是常聽見人說中國新文壇上還不見產生批評家麼？然而「文人相輕」的事實卻是我們隨手都可拾得一打二打的，要不是我們“故自菲北則呼喊的人將都是無理取閙了！
即退一步言，「文人相輕」確是「自古自然」的，然亦不足為現在的我們取法的。夫人類的根性中原有一種嫉妒的氣分存在的，這種嫉妒是根源於自我生存，在原始的社會裡就是弱肉強食，在進步的社會裡則有團體的競爭，勝利者存在而失敗者滅亡。不過我們要注意的，這種競爭，是人類文明的結果，原是勝負決定於個人的體力的，到這時已被決於團體之社會基礎和歷史任務，故個人體力雖強，要是他所屬的社會基礎是崩潰的，則這人還是要失敗的。如章太炎之「輕」梁啟超，一者是代表行將崩潰的封建階級，一者是代表新興的資產階級，到現在勝負已經判明，我們除了罵章太炎一句「開倒車」，我們實在不能再如曹先生所說的「一方面要適合時代的需要，一方面要切切實實的學問」的那種判斷的。
切切實實的學問豈不要適合時代呼？想曹先生亦將為之失笑了。照這樣的「相輕」實是「相爭」了，豈可一筆歸入「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輕」中乎？在古代的「文人相輕」中是找不出一個這種例子來的。
從此，我的結論也就來了，「文人相輕」雖「自古而然」，但因其出發點僅限于自我生存的嫉妒，不足為現代文壇中的範式，我們要的是含有社會價值的「文人相輕」！
孔羅蓀
1912－1996原名孔繁衍。筆名： 葉知秋、羅蓀。上海人。
1930年肄業于哈爾濱政法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