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師去年的家運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來，拜了天地，洗淨手，拿起筆來，寫個紅帖子，「戊辰發筆，添丁進財。」他今年一定則運大來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諱的。古時候，父名晉，兒子不得應進土考試，現在寬的多了，但避諱的風俗還存在一般社會裡。皇帝的名字現在不避諱了。但孫中山死後，「中山」儘管可用作學校地方或貨品的名稱，「孫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實同志都應該稱他為「先總理」。
南京有一個大學，為了改校名，閙了好幾次大風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學院去。
北京下來之後，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北京已改做「北平」了；今天又有人提議改南京做「中京」了。還有人鄭重提議「做宮博物院」應該改作「廢宮博物院」。將來這樣大改革的事業正多呢。
前不多時，南京的《京報附刊》的畫報上有一張照片，標題是「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宣傳處藝術科寫標語之忙碌」。圖上是五六個中山裝的青年忙着寫標語；桌上，椅背上，地板上，滿鋪着寫好了的標語，有大字，有小字，有長句，有短句。
這不過是「寫」的一部分工作；還有擬標語的，有討論審定標語的，還有貼標語的。
五月初濟南事件發生以後，我時時往來淞滬鐵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鐘的旅行所見的標語總在一千張以上；出標語的相關至少總在七八十個以上。有寫着「槍斃田中義一」的，有寫着「活埋田中義一」的，有寫着「殺盡矮賦」而把「矮賊」兩字倒轉來寫，如報紙上尋人廣告倒寫的「人」字一樣。「人」字倒寫，人就會回來了；「矮賊」倒寫，矮賊也就算打倒了。
臓我們中國已成了口號標語的世界。有人說，這是從蘇俄學來的法子。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沒有看見牆上有一張標語。
標語是道地的國貨，是「名教」國家的祖傳法寶。
試問牆上貼一張：「打倒帝國主義」，同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財」或「抬頭見喜」，有什麼分別？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衣鉢？
試問牆上貼一張「埋藏田中義一」同小孩子貼一張「雷打王阿毛」，有什麼分別？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法寶？試問「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衛」，同王阿毛貼的「阿發黃病打死」，有什麼分別？王阿毛儘夠做老師了，何須遠學莫斯科呢？
自然，在黨國領袖的心目中，口號標語是一種宣傳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中小學生的心裡，在第九十九師十五連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員的心裡，口號標語便不過是一種出氣泄憤的法子罷了。如果「打倒帝國主義」是標語，那麼，第十區的第七小學為什麼不可貼「殺盡矮賊」的標語呢？如果「打倒汪精衛」是正當的標語，那麼「活埋田中義一」為什麼不是正當的標語呢？
如果多貼幾張「打倒汪精衛」可以有效果，那麼，你何以見得多貼幾張「活埋田中義一」不會使田中義一打個寒噤呢？
故從歷史考據的眼光看來，口號標語正是「名教」的正傳嫡派。因為在絶大多數人的心裡，牆上貼一張「國民政府是為全民謀幸福的政府」正等於門上寫一條「姜太公在此」，有靈則兩者都應該有靈，無效則兩者同為廢紙而已。
我們試問，為什麼豆腐店的張老闆要在對門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財」？豈不是因為他天天對著那張紙可以過一點發財的癮嗎？為什麼他元旦開門時嘴裡要念「元寶滾進來」？豈不是因為他念這句話時心裡感覺舒服嗎？
要不然，只有另一個說法，只可說是盲從習俗，毫無意義。張老闆的祖宗傳下來每年都貼一張「對我生財」，況且隔壁剃頭店門口也貼了一張，所以他不能不照辦。
現在大多數喊口號，貼標語的，也不外這兩種理由：一是心理上的過癮，一是無意義的盲從。
少年人抱著一腔熱沸的血，無處發泄，只好在牆上大書「打倒賣國賊」，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寫完之後，那二尺見方的大字，那顏魯公的書法，個個挺出來，好生威武，他自己看著，血也不沸了，氣也稍稍平了，心裡覺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於是他的一腔義憤，不曾收斂回去，在他的行為上與人格上少生有益的影響，卻輕輕地發泄在牆頭的標語上面了。
這樣的發泄感情，比什麼都容易，既痛快，又有面子，誰不愛做呢？一回生，二回熟，便成了慣例了，於是「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六三」……都照樣做去：放一天假，開個紀念會，貼無數標語，喊幾句口號，就算做了紀念了！
於是月月有紀念，周周做紀念，牆上處處是標語，人人嘴上有的是口號。於是老祖宗幾千年相傳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今日，而中國遂成了一個「名教」的國家。
我們試進一步，試問為什麼貼一張「雷打王阿毛」或「槍斃田中義一」可以發泄我們的感情，可以出氣泄憤呢？
這一問便問到「名教」的哲學上去了。這裡面的奧妙無窮， 我們現在只能指出幾個有趣味的要點。
第一，我們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就是魂，我們至今不知不覺地還逃不了這種古老迷信的影響。「名就是魂」的迷信是世界上類在幼稚時代同有的。埃及人的第八魂就是「名魂」。我們中國古今都有此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