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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正是如此：考察現代散文史，可以發現，本世紀有兩次散文創作高潮，一次是
30年代，另一次發生在世紀末的
90年代；兩度創作高潮，都伴隨着報刊發行與出版的熱潮。在
30年代，不僅湧現了大量的文藝副刊，而且第一次出現了大批專門化的散文雜誌，如《論語》、《人間世》、《宇宙風》、《文飯小品》、《太白》、《逸徑》等等，這些雜誌實際上起到了散文創作的「組織者」的作用。與此同時，各出版社爭先出版散文
小品、隨筆、雜文等等創作集
據《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提供的材料，1930—1939年出版的散文集達853部，而1920—1929年僅190部，出版各種外國散文譯本，特別是大力介紹中國明末小品文與六朝文，為現代小品的寫作直接提供資源，其影響也是相當深遠的。而
90年代這一回「散文創作與出版熱」規模、聲勢都更大，同樣是報紙的副刊大量湧現，同樣是專業化的散文刊物的不斷推出，同樣是散文創作集的大面積的出版
而且多採取「叢書」的形式，同樣是外國的與傳統的散文資源儘力開發，而且更有系統，重點轉向「五四」以後的散文小品、雜文的重新整理與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這回推出的這套「民國名報擷珍」叢書，本身即是這方面的一個重要成果。
由於事態還在發展，目前尚不能作出更深入的理論分析與概括；但結合
30年代的那次熱潮，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本世紀這兩次散文創作與出版的高峰，都與
30年代、
90年代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所形成的社會氛圍的變化，文化觀念的變遷，文化欣賞、消費心理
期待的嬗變，以及文化市場的相對繁榮與成熟有關。因此，所面臨的實際是一個「現代商品經濟與文學發展的關係」問題———這在現代文學研究中也許是更為根本的，但也是在這裡無法展開的。
我們還是把問題拉回到現代散文的創作與出版的關係上去。當年茅盾有一個自述，頗值得注意。他說自己在
30年代曾一度為《申報》「自由談」副刊寫稿，而「自由談」是一個「軟性讀物」，不宜于說教式的短文，「於是我所寫的，便不能不是又像隨筆，又像雜感」；他因此而體會到「一個作家有時既不能不像有個廠家似的接受外邊的『定貨』，那他也就不能不照着『定單』去製造」
《〈速寫與隨筆〉前記》。這裡說的正是出版
文學市場對創作的制約與影響，也就是說，作為報刊文體的現代散文，它所必然產生的對傳統散文的變革，並由此而形成的新的特點。
我想，這正是我們在閲讀與研究「民國名報散文小品」及其同類現代散文時，所必須注意與思考的。應該說，這方面的研究是很不夠的。曾有一篇文章談到了現代都市中的期刊、報紙的主要讀者與作者，也就是文學市場中的買賣雙方，都是「小布爾階級」，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都市小市民」，他們的社會地位、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與心理，決定了他們的審美趣味與消費慾求：「他們要節省時間，省精力，情願從事剎那的愉快」；「他們所喜歡的，是輕巧，是易於變花樣」；「他們也是清談，無所通而又無所不通，無所讀而又無所不讀，……求學治事，處己待人，均取浮萍一樣的態度。隨時勢之所之，不宗一家，不主一說，凡百皆疑」；他們常「重古而非今」，「或追懷古代，或逆溯史蹟」……。
以上這一切，都決定了報刊上的小品散文的「軟性」特徵：注重知識與趣味，無所不談，泛而不深，短小成章，旁敲側擊，文筆輕巧，閒適中略含感傷……等等
方非：《散文隨筆之產生》。這樣的分析自然是簡單的，但卻能啟示我們：對「文學市場、現代傳播媒介
報紙副刊，出版物」、「作者」與「讀者」三者互動關係進行具體、深入的分析與研究，或許可以打開現代散文研究的一個新的思路。甚至還可以作這樣的設想：能不能以此作為描述現代散文發展史的一條基本線索呢？我以為至少是可以一試的。———如果這些設想大抵可以成立，那麼，本叢書就是為這樣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事實材料，別有一種價值了。
而散文小品、雜文
我們還沒有提到報告文學這類現代文學樣式與報刊的聯繫本身，也能給今天的作者與讀者以啟示。我曾在一篇論及魯迅雜文的文章裡談到，雜文
或許還應包括散文小品與報告文學是現代作家
知識分子通過現代傳播媒介與他所處的時代、中國
以及世界的社會，思想、文化現實發生有機聯繫的一個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魯迅正是通過雜文這種形式，自由地伸入現代生活的各個領域，最迅速地接納、反映瞬息萬變的時代信息，作出政治的、社會歷史的、倫理道德的、審美的評價與判斷，並最及時地得到生活的迴響與社會的反饋。可以預計，隨着現代傳播對人的現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響，散文小品、雜文、報告文學將越來越深入到現代生活中，成為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樣的作用與價值是其他非報刊文體所不可能具有的；另一方面，當散文小品、雜文、報告文學這類文體越來越依附於傳播媒介，其自身的變異是不可避免的，而這種變異既有積極的方面，同時也必然有許多消極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