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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重行行，終於找到了，阿彌陀佛！果然不虛此行。不說別的，只一下車，就像喝了一瓶冰鎮汽水，立感渾身暢爽，暑意全消。更兼地處偏僻，遊人寥寥，連同我們僅七八人。今日好景，專為我輩設。
借用曲園老人的狀述：
清流一綫，曲折下注，作琴築聲，四山環抱，蒼翠萬狀，愈轉愈深，亦愈幽秀。余詩所謂「重重疊疊山，曲曲環環路，丁丁東東泉，高高下下樹」數語盡之矣。
景物依然，曲園老人看到的，我們看到了。可能是老先生只顧仰頭看山看樹了，未暇看腳下看自身，這我們也看到了，是青苔遍地，未雨而濕，彼此相視，面色皆綠。
回城途中，耳中似乎仍響着那直瀉而下的山澗溪注。
畫家徐啟雄，現居杭市，為浙江畫院的頭頭，早在
50年代就彼此相熟。第三天，不去湖山覽勝，專去啟雄家作竟日之談。
每想到啟雄，總想起他那《新嫁娘》的眼睛，那深邃得像井一樣的眼睛。
啟雄原在《人民日報》美術組工作，在一般人看來是「要津」。記得有一天我倆去帥府園美協展覽廳看一外國畫家的畫展，在展廳裡碰到葉淺予先生。他們倆說開了浙江話
我聽不懂，葉先生笑着伸出拇指晃了晃
我看懂了，是對他的稱賞，這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因為葉先生是不輕易獎許人的，何況老師之於學生。似此，正值好風青雲，啟雄忽起「蒓鱸之思」，要求調回浙江老家了。
我既為他惋惜，又佩服他曠達超脫。
睽別數十年，啟雄仍是嘻嘻哈哈老樣子，正如方兄戲呼「小朋友」。
啟雄以數十幅新作相饗。玉雕楮葉，虱視車輪，藝道更為精進。筆下的女性，綽約嫵媚，婀娜多姿，各呈其妍，各盡其妙。
山川形勝，鐘靈毓秀。於人、于藝，以啟雄證之，的非虛言。
選自《隨筆》，
1995年
5期 ·
183· 訪柳泉雜記鄧友梅
鄧友梅
1931～，生於天津，祖籍山東省平原縣。代表作有《在懸崖上》、《我們的軍長》、《話說陶然亭》、《煙壺》、《追趕隊伍的女兵》等。
對蒲松齡老先生，我一向在崇敬之外有幾分親切感，倒並非因為我有一半山東血統，並在蒲家莊左近住過一陣，相識過一些他的後輩同鄉。實在的是因為這人不擺架子，不裝一副大作家的唬人面孔。寫小說就寫小說。雖在小說中灑滿了他的孤憤、怨恨、同情、鍾愛，讓讀者在文學享受中受他的思想影響，但在動筆時絶不先裝出個教訓人的面孔來；他算不上思想家，但他也不勉強裝作思想家；他一生窮愁潦倒，卻也不冒充闊老大亨。
七十多歲熬上個貢生，混了一套袍褂，始終不穿，七十四歲那天，他兒子找個畫像師為他寫真，極力攛掇他穿上這套禮服。他穿了，畫完一看，越琢磨越彆扭，特意在畫像上寫明：「為余繪此像作世俗裝，實非本意，恐為去逝後所怪笑也！」這就是他為人的真實處。人真文方能真，有真才能談到善與美。
如今蒲老先生的宅居卻是體面起來了，山石花草，粉牆漆門，清堂潔舍，在全村裡出類拔萃。我想他若在此，能過一天這種有派頭的日子也好了。可惜這宅子是他分來的祖產，到他手破舊得連門也沒有的。儘管如此，我還是感激政府和當地文物工作者為修整這故居所花的財力，所盡的心意，這終究是老作家遺物中僅存者之一。
比如他的墳墓，就在大破「四舊」之際毀得不成樣子。雍正三年張元撰寫了個「柳泉先生墓表」，刻成石碑。為的是留給後人一點研究資料。旗手大旗一搖，石碑化為灰塵。
打倒「四人幫」後，茅盾先生重寫蒲松齡墓碑，特在左側記上一筆：「此處原有張元撰柳泉先生墓表碑一座，于文化大革命中毀于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之禍」。我看了心裡酸酸的。這兩行字很能表達茅盾先生的心情和品格。茅公也作了古人，這碑本身也是珍貴文物了，倒不如做個亭子，把這碑也保存得好些。
村東的柳泉，確是夏日乘涼的好所在，幾十棵柳樹，一汪清泉，依傍在南北大路之側，夏天沏一壺茶，放兩把煙，自己乘涼，也招待汗流浹背、口乾舌燥的匆匆行人。行人既飲茶，又歇腿，沒有不扯幾句閒話的道理。聽的人既不放錄音機，又未必當面作筆記。說的人也不怕抓辮子追謡言，於是上下古今，花精狐鬼，信口開河，真假相間，想怎麼說怎麼說，說完拔腿就走。
在閒扯淡中作家就汲取了創作素材和語言營養。有人認為關於蒲松齡的這一傳說未必可靠。你到柳泉看看，就會認為也未必不可靠。古泉旁邊，綠柳蔭下，恰是閒扯的好環境。
當然，那時柳泉號稱「滿井」，是躬身即可捧而飲之一汪清水，不是現在這樣多少丈深不見水的枯井筒，那亭子也不會像如今這樣紅柱翹檐，只不過是個茅草窩棚罷了。話說回來，蒲老先生也先要在生活中嘗遍酸甜苦辣，揣摩透世態人情，琢磨出人生哲理，才能把這些道聽途說打磨成藝術珍品。若無本人的親身體驗，生活積累，只憑道聽途說，是寫不成《聊齋誌異》這樣的傳世之作的。如今如果有人指望東打聽一件新聞、西尋問一件軼事，就想寫出好文章，我勸他去蒲松齡故居看看那兩塊硯台——我知道這樣的人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