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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康熙年間，政局已經穩定，特別是平定了三藩的叛亂，清政府似乎就改變了主意，更多的用籠絡、禮遇、開博學鴻詞科對待漢族士大夫、實行新的知識分子政策了。實行這個政策，看來是有決心的，因為皇帝本人就開始學漢字、做漢詩。先不說他字寫得如何，詩做得好壞，這種做法，總是符合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利益，因而是正確的。一個少數民族的領袖人物，對被他用武力征服的大民族先進的文化，比本民族悠遠和豐富得多的文化，不是採取排斥、歧視以至消滅的政策，而是學習、消化、繼承，為我所用。
從這一點上說，愛新覺羅·玄燁表現了一個偉大政治家的卓越膽識，遠遠超過了蒙古族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對知識分子的歧視和迫害，「七優、八娼、九儒、十丐」，文人的地位在娼妓之下，僅僅比乞丐高一等。這自然是對付漢族文人，若是蒙古族知識分子，那必定是官吏，不在此列了。
於是，如我們看到的，在清朝初年，聘任漢族知識分子當官以至當大官，滿洲宗室貴族學習漢文，同漢族文人交朋友，就成為一種風氣。納蘭性德以貴族公子身份，能對唐宋名家詞有獨特的研究，《飲水集》中的詞作竟被王國維推崇為「北宋以來，一人而已。」不僅由於人們評論的「天資超逸，然塵外」、「天分絶高」，更在於當時那種風氣。他又充當過康熙侍衛，時常隨從扈蹕。
「雕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
徐乾學：《納蘭君墓誌銘》像他隨康熙來塞外時所寫的「今古河山無定據，畫角聲中，牧馬頻來去。滿目荒涼誰可語？西風吹老丹楓樹。」（《蝶戀花》「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
」（《長相思》以及許多寄情悼亡之作，置之兩宋詞集中，也是可以名列前茅的。
當然，就漢族知識分子說，許多人為幾千年來的華夏正統觀念和剝削階級的民族偏見的覊縛，總是唸唸不忘已經覆滅的朱明王朝，有意無意地為它唱輓歌。比如一代詩家吳偉業，以明朝的進士入清當國子監祭酒，在他後期作品如《圓圓曲》中，仍要委宛地避開滿族入主中原這個重大史實，而在去世前寫的「絶筆詞」裡，仍寫下「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時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這樣充滿怨艾悔恨的字句。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說是大動亂大變革中知識分子一個悲劇性的插曲吧。
順便說一句，這種正統觀念和民族偏見仍然或多或少地閃動在近人的作品裡。如柳亞子先生在南社時期的詩作，痛斥慈禧，只因為她是「胡虜」；而對南明幾個流亡小朝廷，仍恭敬地稱他們的廟號。這是不必為賢者諱的。
這樣，我再讀康熙、乾隆二位的詩，心情就和以前不大相同。徘徊御製詩碑前，不由得浮起幾分敬意。何況，平心而論，字寫到這樣，詩做到這樣，也就算很不容易了。
文津閣：凝聚着多少血淚和波濤
也許由於住處離得較近，又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幾天之內，我几乎天天穿過綠草如茵的萬樹園和試馬埭，走進文津閣小坐片刻。
這裡是山莊裡一個寧謐幽雅的所在：倚山面湖，園中建園；白牆環繞，重樓翼然；綠蔭掩映，鶯囀高枝；庭院無人，芳草自碧。樓前樓後各有兩棵古松，閲盡滄桑，至今仍傲然挺立，俯視人間。嶙峋的假山倒影，映在樓前半圓形的小池內，錯落有致。遊人到此，總要向池中仔細找尋那堆砌假山時利用山石縫隙在水底映出的新月形倒影，讚歎造山人的巧妙心思。
平靜的池水中，濃雲輓着一彎素月，為文津閣增添了幾分清幽。
書樓東側的碑石上，刻着乾降所撰《文津閣記》，點明此閣同北京紫禁城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和瀋陽的文溯閣一樣，是為了珍藏《四庫全書》而建。二百年，風雨侵蝕，碑身和碑座都已有所損壞，有的字跡也已漶漫不可識別了。
坐在石上，望着這座皇家藏書樓，不禁引起陣陣沉思。文津閣樓上，凝聚了多少汗水和血淚；樓前的小池裡，又彙集了多少文字波濤！
康熙皇帝是比較重視漢族文化和漢族知識分子的。但是到了他的兒子雍正皇帝胤，就一反「先王之道」，開始興起文字獄。許多漢族文人留戀明朝，風起雲湧的人民抗清鬥爭又加深他們的反滿情緒，不免在詩文的字裡行間有所流露，白紙黑字，自然成為罪證。但確實也有不少並無反滿內容，純屬一些無恥的告密者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的誣陷，也構成冤獄。
「維民所止」的考題，告密者未必不知道是出於《四書》，為了邀功請賞，就上綱為「維」、「止」二字意在要去掉雍正的頭，結果，考官查嗣庭自己因此被砍掉腦袋。已故史學家吳晗同志對明清兩代的特務統治和文字獄曾有精闢而生動的著述，不料自己竟也成了江青、康生一夥大興文字獄的犧牲品。
几乎同文字獄齊步前進，康、雍、乾三朝集中一批文臣學士編纂《古今圖書整合》和《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從乾隆
38年到
47年
1773～1782花了整整十年工夫，編纂完成。清政府網羅了來自全國的五百多位文人學士參與其事，分別擔任總纂官、總閲官、編纂、校勘、提調、繕書等等職務，其中包括戴震、姚鼐、紀昀、任大椿、王念孫、陸錫熊、費墀等知名學者。成書後，先是繕抄四部，後來又為江浙士子繕抄三部，藏之於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和杭州的文瀾閣。
一部《四庫全書》，千秋功罪，如何評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