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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庵在《己亥雜詩》中稱好友黃玉階「亦狂亦俠亦溫文」，此語又何嘗沒有自況之意？他的豪情都落在紙上，這樣也好，一百多年後讀他的詩，我的鮮血仍能燁然着火。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
在內受箝制，外遭欺侮的年月，縱有俠骨也沉淪啊。林則徐可謂大俠，卻被冤裡冤枉地充軍伊犁。此前，定庵已然魂歸西土，要不然，眼看著老友踽踽西出陽關道，真不知他的贈別詩該怎樣下筆。
定庵死於五十歲，未終天年，尤其是未親眼看著自己的兒子龔孝珙于咸豐十年
1860年樂顛顛地帶著英法聯軍去火燒圓明園，可算絶頂幸運了!
想起范仲淹
周大新 在宋朝寫詞作文的人中，我常想起的，是范仲淹。
我所以常想起他，最初是因為他那些寫離愁別緒的詞句特別能打動我的心：「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客居異鄉的我，每每讀了這些詞句總能引起心的共振。後來知道他曾在西部邊陲守邊四年，率兵禦西夏，更對他生了佩服之心，自己身為軍人，當然知道戍邊的那份辛苦和不易。
再後來讀史書知道他在朝中做官時，敢於上書直諫，力主改革施行於民有利的新政，更對他生了欽敬之心。再後來曉得了他的家事，知道他兩歲喪父，母親帶著他改嫁，幼年生活十分貧苦，長大後發奮讀書，晝夜苦學，終於憑自己本領考中了進士，對他便越加敬佩了。
令我常常想起他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在我的故鄉鄧州曾做過一任知州。鄧州在做過一回鄧國的都城，風光了一些年之後，長時期陷入了默默無聞的境地。直到范仲淹被貶降到鄧州做知州時，鄧州的名字才又漸漸響亮起來。他的任期雖短，可給鄧州我們這些後人留下了不少值得記住的東西。
1046年的范仲淹，已是五十七八歲的老人了。而且就在前一年，他在宋仁宗支持下施行的「慶歷新政」改革失敗，被罷參知政事職務，逐出京都。若是一般人，此時肯定是牢騷滿腹，得過且過，喝喝悶酒，罵罵娘，亦或是像某些做官的，找一個「小姐」，沉在溫柔鄉裡做罷，再不會去努力做什麼了。但范仲淹不，他上任伊始，就四處察訪民間疾苦，瞭解百姓之憂。
之後，他就開始做兩件事，一件是重農事，督促屬下為百姓種糧提供方便，讓人們把地種好，有糧食吃；一件是興學育才，在城東南隅辦花洲書院，為鄧州長遠的繁榮培育人才。
就是他辦的這後一件事讓鄧州的名字在大宋國裡又響亮起來。據傳，他親自踏勘書院地址，親自審視書院的設計。他從遠處為書院請來講學的老師，他還抽暇親自為書院學生講學。據傳，他在書院倡導有講有問有辯。
花洲書院的名字隨着范仲淹的名字開始向四處傳揚，一時令遠近州縣的學子們激動起來，有人步行來書院觀覽盛景，有人騎馬來求留院學習。據說，連北邊有名的嵩陽書院也派人來問傳授學問之法了。
也就在
1046這一年，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在湖南嶽州主持修繕城池，當岳州城面向洞庭湖的西城門樓———岳陽樓修復工程告竣時，滕子京寫信給范仲淹，並附「洞庭晚秋圖」一幅，派人到鄧州請范仲淹為重修後的岳陽樓作記。現在已不知道信使抵達鄧州時的具體情景了，我猜想，那可能是一個黃昏，就在新修的花洲書院裡，范仲淹接過了信使呈上的老友來信，他邊在夕陽裡讀信邊想起了與滕子京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同時考中進士的那種歡欣之狀，想起二人曾共同參與修復泰州海堰工程的情景，想起兩人當年在潤州共論天下事的豪情，想起在西北前線二人一同領兵抗擊西夏侵略的往事，想起兩人一同遭陷被貶的現狀，一時百感交集，遂轉身進屋，展紙提筆就寫，於是，千百年來一直膾炙人口的散文傑作《岳陽樓記》，便誕生了。
不過是一個時辰的揮筆書寫，卻給多少代人帶來了閲讀快感和深思。就在這篇不長的散文裡，范仲淹記事、寫景、言情、說理，把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寬闊胸懷展示了出來，並給我們留下了憂國憂民的千古警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從此，人們只要一說到這個警句，就會想起范仲淹，也跟着會想起《岳陽樓記》和它的誕生地———中原鄧州。
鄧州這個地方因一篇文章而長久地留在了人們的記憶裡。
人們直到今天還不斷重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個警句，是因為天下仍有憂有樂，人們尤其是知識者和官場中人，面對憂樂時，取先樂後憂或取只樂不憂的，還大有人在。不是還有人在用公款胡吃海喝？不是還有人貪了國家錢財後潛逃國外遊山玩水去享福了？不是還有人拿了老百姓的錢去滿足賭興一擲千金？任何事情的出現都不會是無緣無故，包括一個警句的時興。
范仲淹用他的文章給天下人也包括給鄧州人送去了美的享受和千古警示，人們包括鄧州人自然不會忘記他。前不久，鄧州人千方百計籌款，重修了他當年修建的花洲書院，使書院再現了當年的那幅盛景。如今，當你在書院的講堂裡、小院中、遊廊內和荷池旁踱步時，你會不由得想起那個以天下為己任的被貶知州，會不由得猜測他在哪所房子裡寫下了《岳陽樓記》，會不由得去猜他來鄧州上任時的那份複雜心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