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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呀，又到九‧一八了！六年中我作了什麼？悲慘忍痛過了六年，今天，中日戰爭展開，而我安居山上，凡我同志多去肉搏。我不能執戈為民族去衝鋒，報國、家之仇！曹植詩云：「閒居非吾意，甘心赴國憂」，信然。
對於內戰，他卻是厭惡之極。且聽下面的口述：
以前跟我父親南征北戰，要我打什麼，我就打什麼。可是到我手裡，你看我打過什麼仗？我都是為中央統一，……我實在是反對內戰，反對透了。我父親後來不打了，也是因為我。我跟我父親痛哭流涕啊！我從河南回來，我在那個牧馬集車站，看到那人趴在地下，那老人啊，餓的。
我把饅頭扔給她
給她錢都不要啊 ，她放在地上連土就抓起來吃。我說，怎麼這樣？問她：沒子弟、沒兒女嗎？她說，都給抓去當兵了，拉走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們這些老的不能走，餓得沒飯吃。這怎麼年年打仗啊？我自問，誰做的孽？自個兒打自個兒，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和，後天又打。而打死的都是那佼佼者，剩下些無能後輩請功受賞。
要是真有意義的戰爭還可以，這種戰爭幹什麼呢？
一個心腸滾燙的熱血男兒，一副愛國憂民的高大形象，躍然紙上，呼之慾出。
轉眼間，六十年過去了。照一般規律，歷經五十四載的監禁，任是金剛鑄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卻絲毫不現衰颯之氣，胸中依舊流動着年輕人那樣鮮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詼諧，活潑，饒有風趣，充滿着活力與朝氣。在夏威夷，親友們為他舉辦祝壽會。那些年輕人請他講講陳年舊事。
他問大家聽沒聽說過家鄉「四大怪」的俏皮喀兒，見大家搖頭，便笑着背誦：「白天青紗帳，晚上擼鋤杠；揣着煙槍去打仗；對面炕，掛幔障；孩子生在馬車上。」並解釋說，這是講二十世紀初遼河岸邊的景況。第一怪，那時兵荒馬亂，人們白天躲藏在高粱棵裡，夜晚才回家鏟地；第二怪，官兵、土匪吸毒成癮，外出打仗也得帶上煙槍、鴉片；第三怪，這一帶居民為了禦寒取暖，冬天，幾代人睡在南北對面炕上，中間用幔障遮着；第四怪，是特指他本人的，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七
公元1901年6月3日那天，他出生在一輛外出逃難的馬車上，地屬遼寧省台安縣桑林子鄉張家窩堡。他說，由於在大車上落草，所以一輩子「走星照命」，顛沛流離。
一別故園，便萍蹤浪跡，南北東西，足跡遍佈大半個中國，最後又飄零異國他鄉。他三十一歲離開東北，三十三歲離開北平，三十五歲離開武漢，三十六歲離開西安，三十七歲離開南京，四十六歲離開大陸，九十三歲離開台灣，都再沒有返回過。一路長別，掉頭而去，說來也是很令人傷懷的。
這天，老人的興緻特別高。早年摯友閻寶航的女兒閻明光，請他題字，他寫了一副直抵心源的聯語：「鶴有還巢夢，雲無出岫心。」可是，當明光請他為《閻寶航傳》題寫書名時，他就開玩笑了，問是「哪個閻」，明光說：「閻王爺那個閻。」老人哈哈一笑，說：「閻王爺‧我不認識他，我可沒見過。
我們還是離他遠點好。」聽人稱他為「民族英雄」，他連連擺手說：「什麼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壽比南山」，他說：「那不成老妖精了」！看到書籍記述失實或者所論非當，他會說：「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麼意思？放屁還要刻板。
當有人向他請教長壽秘訣時，他說：「人的生活要簡單，簡單的生活能夠使人長壽。」還說：「我的最大長處是心裡不盛事。」五弟張學森怕他過于勞累，說：「大哥，咱們回家吧！」他聽了，沉思片刻，突然問道：「家在哪疙瘩？咱們有家嗎？」
記者採訪，常常一連串提出幾個問題，他說：「咱們還是罈子餵豬——一個個來吧！」面對敏感的政治問題，他絶不冷若冰霜地以「無可奉告」之類外交詞令斷然回絶，而是微笑着說：「我是與世隔絶的人，不瞭解政情，更不參與政事。」有時，還會突然轉換話題，把坐在身邊的女士指給記者：「你看，我忘了介紹，這是我的干姑娘。」然後，笑着說明：「我老家那兒稱呼自己女兒為姑娘。不知你們年輕人知不知道這些？」遇有記者窮追不捨，難於回答又不好拒絶時，他就會說：「乾脆給你一把鎬頭吧！」見對方一臉茫然，便解釋道：「你好去刨根兒呀！」這種打岔式的諧趣，有如一副解構「莊嚴」的瀉藥，記者在一笑之餘也就無意追問了。
他並非完人，更不是聖者，只是比同時代的許多人看得開一些，能夠拿得起，放得下。他同一般政治家的顯著差別，是率真、坦蕩，粗獷，人情味濃。那種無遮攔、無保留的坦誠，有時像個小孩子。同他在一起，人們都感到很開心。
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煉到這種地步。
雄豪、坦蕩的另一面，是幼稚與天真。他說：
我一生最大的弱點就是輕信。毀也就毀在『輕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輕信蔣介石的諾言，或者多聽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話，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再往前說，九一八事變我也輕信了老蔣，刀槍入庫，不加抵抗，結果成為萬人唾罵的『不抵抗將軍』。
1933年
3月，老蔣敵不住國人對他失去國土的追究，誘使我獨自承擔責任，結果我又輕信了他，下野出國。
他算是抓住我這個弱點了，結果一個跟頭接着一個跟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