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宋史上第宋史上

淳祐元年，臣僚言：「既復諸路漕試，合國子試、兩項科舉及免舉人，不下千數。 宜復撥漕舉、冑舉同避親人並就別院引試，使大院無卷冗之患，小院無額窄之弊。 」從之。 時淮南諸州郡歲有兵禍，士子不得以時赴鄉試，且漕司分差試官，路梗不可徑達。 三年，命淮東州郡附鎮江府秋試，淮西州郡附建康試，蘄黃光三州、安慶府附江州試。 三試所各增差試官二員，別項考校，照各州元額取放。 是歲，兩浙轉運司寓試終場滿五千人，特命增放二名，後雖多不增，如不及五千人，止依元額。 別院之試，大率士子與試官實有親嫌者，紹定間，以漕試、冑試無親可避者亦許試，或謂時相徇于勢要子弟故也；端平初，撥歸大院，寒雋便之；淳祐元年，又復赴別院，是使不應避親之人抑而就此，使天下士子無故析而為二，殊失別試之初意。 至是，依端平釐正之，復歸大院。 
九年，以臣僚言：「士子又有免解偽冒入試者，或父兄沒而竊代其名，或同族物故而填其籍。 」於是令自本貫保明給據，類其姓名先申禮部，各州揭以示眾，犯者許告捉，依鬻舉法治罪。 十二年，廣南西路言：「所部二十五郡，科選于春官者僅一二，蓋山林質樸，不能與中土士子同工，請授兩淮、荊襄例別考。 」朝廷從其請。 自是，廣南分東、西兩路。 
寶祐二年，監察御史陳大方言：「士風日薄，文場多弊。 乞將發解士人初請舉者，從所司給帖赴省，別給一歷，如命官印紙之法，批書發解之年及本名年貫、保官姓名，執赴禮部，又批赴省之年，長貳印署。 赴監試者同。 如將來免解、免省，到殿批書亦如之。 如無歷則不收試。 候出官日赴吏部繳納，換給印紙。 應合免解、免省人，亦從先發解處照此給歷。 如省、殿中選，將元歷發下御史台考察，以憑注闕給告。 士子得歷，可為據證；有司因歷，可加稽驗。 日前偽冒之人，可不卻而自遁。 」遂自明年始行之。 
鄉貢、監補、省試皆有複試，然銓擇猶未精，其間濫名充貢者，不可欺同舉之人，冒選橋門者，不逃于本齋之職事。 遂命今後本州審察，必責同舉之聯保，監學簾引，必責長諭之證實，並使結罪，方與放行。 中書複試，凡涉再引，非系雜犯，並先劄報各處漕司，每遇詔舉，必加稽驗。 凡複試，令宰執出題，不許都司干預，仍日輪台諫一員，簾外監試。 四年，命在朝之臣，除宰執、侍從、台諫外，自卿監、郎官以下至厘務官，各具三代宗支圖三本，結立罪狀，申尚書省、御史台及禮部，所屬各置簿籍，存留照應。 遇屬子孫登科、發解、入學、奏補事故，並具申入鑿。 後由外任登朝，亦于供職日後，具圖籍記如上法。 遇冑試之年，照朝廷限員，于內牒能應舉人就試，以革冑牒冒濫之弊。 
景定二年，冑子牒試員：宰執牒緦麻以上親增作四十人，侍從、台諫、給事中、舍人小功以上親增作二十七人，卿監、郎官、秘書省官、四總領小功以上親增作二十人，寺監丞簿、學官、二令大功以上親增作十五人，六院、四轄、省部門、史館校勘、檢閲大功以上親增作十人，臨安府通判牒大功以上親增作八人，余應牒親子孫者，一仍舊制。 
度宗初，以雷同假手之弊，多由於州郡試院繼燭達旦，或至次日辰、巳猶未出院，其所以間日者，不惟止可以惠不能文之人，適足以害能文之士，遂一遵舊制，連試三日。 時諸州郡以鄉貢終場人眾而元額少，自咸淳九年為始，視終場人多寡，每二百人取放一名。 以士子數多，增參詳官二員，點檢試卷官六員。 又以臣僚條上科場之弊，以大院別院參詳官、點檢試卷官兼考雷同，又監試兼專一詳定雷同試卷，不預考校。 遂罷簾外點檢雷同官，國子監解試雷同官亦罷。 
先是，州郡鄉貢未有複試。 會言者謂冒濫之弊，惟在鄉貢，遂命漕臣及帥守于解試揭曉之前，點差有出身倅貳或幕官專充複試。 盡一日命題考校，解名多者，斟酌分日。 但能行文不繆、說理優通、覺非假手即取，非才不通就與駁放。 如將來省復不通，罪及元複試漕守之臣及考校官。 十年，省試，命大院、別院監試官于坐圖未定之先，親監分佈坐次，嚴禁書鋪等人，不許縱容士子拋離座案，過越廊分，為傳義假手之地。 時成都已歸附我朝，殿試擬五月五日，以蜀士至者絶少，展至末旬。 又因複試特奏名至部猶少，展作六月七日。 近臣以隆暑為請，覆命立秋後擇日。 七月八日，度宗崩，竟不畢試。 嗣君即位，下禮部討論，援引皆未當，既不可謂之亮陰，又不可不赴廷對，乃仿召試館職之制而行之。 
新進士舊有期集，渡江後置局于禮部貢院，特旨賜餐錢，唱第之三日赴焉。 上三人得自擇同升之彥，分職有差。 朝謝後拜黃甲，其儀設褥于堂上，東西相向，皆再拜。 拜已，擇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最少者一人拜狀元。 所以侈寵靈，重年好，明長少也。 
制舉無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傑，天子每親策之。 然宋之得才，多由進士，而以是科應詔者少。 惟召試館職及後來博學宏詞，而得忠鯁文學之士。 或起之山林，或取之朝著，召之州縣，多至大用焉。 太祖始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閒吏理達于教化凡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悉許應詔，對策三千言，詞理俱優則中選。 乾德初，以郡縣亡應令者，慮有司舉賢之道或未至也，乃詔許士子詣闕自薦。 四年，有司僅舉直言極諫一人，堪為師法一人，召陶谷等發策，帝親禦殿臨視之，給硯席坐于殿之西隅。 及對策，詞理疏闊，不應所問，賜酒饌宴勞而遣之。 
開寶八年，詔諸州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才異行或文武材幹、年二十至五十可任使者，具送闕下，如無人塞詔，亦以實聞。 九年，諸道舉孝弟力田及有才武者凡七百四十人，詔翰林學士李昉等於禮部試其業，一無可採。 而濮州以孝悌薦名者三百七十人，帝駭其多，召對講武殿，率不如詔。 猶自陳素習武事，複試以騎射，輒顛隕失次。 帝紿曰：「是宜隷兵籍。 」皆號呼乞免，乃悉罷去。 詔劾本部濫舉之罪。 
咸平四年，詔學士、兩省御史台五品、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于內外京朝幕府州縣官、草澤中，各舉賢良方正一人，不得以見任轉運使及館閣職事人應詔。 是年，策秘書丞查道等七人，皆入第四等。 景德二年，增置博通墳典達于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將臨軒親策之。 自是應令者浸廣，而得中高等亦少。 
太宗以來，凡特旨召試者，于中書學士舍人院，或特遣官專試，所試詩、賦、論、頌、策、制誥，或三篇，或一篇，中格則授以館職。 景德後，惟將命為知制誥者，乃試制誥三道。 每道百五十字。 
東封及祀汾陰時，獻文者多試業得官，蓋特恩也。 時言者以為：「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變，所以詢訪闕政。 今國家受瑞登封，無闕政也，安取此？」乃罷其科，惟吏部設宏詞、拔萃、平判等科如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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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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