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北史第北史

凡論明堂之制者雖眾，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 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 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倫所持。 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 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 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 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采掇二家，參之《月令》。 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 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 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 室個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 個者，即寢之房也。 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個之名，亦隨事而遷耳。 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 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于《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 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儻或在斯矣。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 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 」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 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 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 然營構之范，自當因宜創製耳。 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 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鹹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 求之古義，竊為當矣。 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 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 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個棄而不顧。 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 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于先儒也。 《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 」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 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 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 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 」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 」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 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 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此之翼室，即路寢矣。 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 」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于經史者也。 《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 小斂，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 帶麻于房中，則西南。 天子諸侯。 」左右房見于注者也。 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個，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
《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五室，凡室二筵。 置五室于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 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 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 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雲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 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 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 《記》云：「四旁兩夾窗。 」若為三尺之戶，二尺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 繩樞甕牖之室，篳門圭窬之堂，尚不然矣。 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 驗之眾涂，略無算焉。 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逾二尺也。 《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 」鄭玄注曰：「設斧于戶牖之間。 」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風也。 」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 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 
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樸，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 而夏後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鬱鬱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 
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于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 
又云「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而復雲「凡室二筵」，而不以幾，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 
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 《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 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 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 戶牖之數，固自然矣。 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個，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 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 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 然竊以為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 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謬。 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 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諒可嘆矣。 余今省彼眾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為苟異。 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恆事。 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 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 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 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 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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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