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懺悔錄第懺悔錄

我深信，形勢不久會向於我有利的方面轉變的，社會大眾從他們的瘋狂中覺悟過來之後，會使權力者也為自己的瘋狂而感到羞慚，所以我只想設法把我的生活資源維持到那個時來運轉的時候，將來有了這種轉變，我就能在各種送上門來的生活資源中加以選擇。 為此，我又拿起了我那部《音樂辭典》。 這部辭典，我費了十年工夫，已經搞得差不多了，只差最後的修改和譽清。 不久前別人給我寄來的我的書籍為我提供了完成這個工作所需的資料；同時寄來的我那些檔案，又使我能夠開始寫我的《回憶錄》，從此以後，我要集中精力專搞這部著作了。 我首先把一些信件轉抄到一個集子裡，以便引導我的記憶力，弄清事實與時間的順序。 我早已把我要為此而保留的信件都選擇好了，次序的銜接差不多十年都沒有間斷。 然而，當我清理轉抄的時候，發現裡面有個漏洞，很使我驚訝。 這漏洞有近乎六個月之久，從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 我清楚地記得我把狄德羅、德萊爾、埃皮奈夫人、舍農索夫人等等的許多信都挑選出來了，這些信正好填滿這個漏洞，而現在卻找不到了。 都到哪裡去了呢？我的稿件存在盧森堡公館裡的那幾個月當中有人動過嗎？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我曾看到元帥先生拿去了我存稿件的那個房間的鑰匙。 因為有好幾封夫人的信以及所有狄德羅的信都沒有日期，又因為我曾被迫憑着記憶力摸索着把日期填上，以便依那些信的原有次序予以排列，所以我先還以為我曾把日期弄錯了，特意把無日期的信或經我追填日期的信都拿出來，—一加以檢查，看看在這裡面是不是真找不到應該填補這個漏洞的信件。 這個嘗試沒有成功！我看出，漏洞確實是存在的，那些信的的確確是被偷去了。 誰偷去了呢？為什麼要偷呢？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那些信，都是在我那幾場大爭吵之前、在我為《朱麗》而感到初期陶醉的時候寫的，跟誰也沒有利害關係。 內容至多也只是狄德羅的一些糾纏、德萊爾的一些挖苦、舍農索夫人乃至埃皮奈夫人的——那時我跟埃友奈夫人之間的關係非常之好——一些友誼的表示。 這種信對誰又有什麼用呢？拿去幹什麼呢？七年之後，我才猜想到這一盜竊的醜惡目的。 
這個缺欠查實了，我就檢查文稿，看看是不是還會發現其他缺欠。 我又發現了幾個，而這幾個缺欠，又因為我的記性不好，使我假定在我那大堆的檔案之中還會有其他的缺欠。 我發現《感性倫理學》的草稿沒有了，《愛德華爵士奇遇記》提要的草稿也沒有了。 這後一部草稿的消失，我承認，使我有些懷疑是盧森堡夫人干的。 這些檔案是她的隨身侍從拉·羅什寄給我的，我想天下也只有她能關心這點廢紙；但是另外那一部草稿，還有那些被取去的信，又有什麼值得她關心的地方呢？那些信，即使一個人懷有惡意，也不能利用來害我呀，除非是想照着偽造。 至于盧森堡先生，我知道他一向是正直的，對我的友誼也是真實的，我不能有一時一刻疑心到他，甚至我也不能把這種疑心就落在元帥夫人身上。 我為尋找這個竊犯傷了很久的腦筋，最後覺得只有一個想法比較合理，就是把這個偷竊行為歸咎于達朗貝。 他那時已經鑽到盧森堡夫人家裡去了，很可能想了個什麼辦法去看這些檔案，拿去了中他意的東西，不管是手稿也好，信件也好，其目的或者是給我添點麻煩，或者是把可能於他合適的東西據為已有。 我想，《感性倫理學》這個名稱可能迷惑了他，以為是發現了一部真正的論唯物主義的著作的綱要。 大家都不難想象，他會怎樣利用這種綱要來對付我。 我深信他細閲草稿後，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想錯了；而且我既已決定完全脫離文壇，所以對於這次扒竊，也就不很放在心上了——這次的扒竊已經不是同一隻手所犯的第一次，過去我都一直忍受下去，沒有發過一句牢騷。 不久，我就不再去想這種不老實的事情，就象根本不曾有過這種事一樣；我就開始整理剩下的那些材料，好專心寫我的《懺悔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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