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懺悔錄第懺悔錄

盧梭這一個鐘錶匠的兒子，從民主政體的日內瓦走到封建專制主義之都巴黎，從下層人民中走進了法蘭西思想界，象他這樣一個身上帶著塵土、經常衣食無着的流浪漢，和整個貴族上流社會當然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即使和同一營壘的其他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也有很大的不同。 孟德斯鳩作為一個擁有自己的莊園、同時經營工商業的穿袍貴族，一生過着安逸的生活；伏爾泰本人就是一個大資產者，家有萬貫之財，一直是在社會上層活動；狄德羅也是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他雖然也過過清貧的日子，畢竟沒有盧梭那種直接來自社會底層的經歷。 盧梭當過學徒、僕人、夥計、隨從，象乞丐一樣進過收容所，只是在經過長期勤奮的自學和個人奮鬥之後，才逐漸脫掉聽差的號衣，成了音樂教師、秘書、職業作家。 這就使他有條件把這個階層的情緒、願望和精神帶進十八世紀的文學。 他第一篇引起全法蘭西矚目的論文《論科學與藝術》（1750）中那種對封建文明一筆否定的勇氣，那種敢於反對「人人尊敬的事物」的戰鬥精神和傲視傳統觀念的叛逆態度，不正反映了社會下層那種激烈的情緒？奠定了他在整個歐洲思想史上崇高地位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75）和《民約論》（1762）對社會不平等和奴役的批判，對平等、自由的歌頌，對「主權在民」原則的宣傳，不正體現了十八世紀平民階層在政治上的要求和理想？他那使得「洛陽紙貴」的小說《新愛洛伊絲》又通過一個愛情悲劇為優秀的平民人物爭基本人權，而帶給他悲慘命運的《愛彌兒》則把平民勞動者當作人的理想。 因此，當盧梭登上了十八世紀思想文化的歷史舞台的時候，他也就填補了那個在歷史上長期空着的平民思想家的席位。 
但盧梭所生活的時代社會，對一個平民思想家來說，是完全敵對的。 從他開始發表第一篇論文的五十年代到他完成《懺悔錄》的七十年代，正是法國封建專制主義最後掙扎的時期，他逝世後十一年就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 這個時期，有幾百年歷史的封建主義統治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 長期以來，封建生產關係所固有的矛盾、沉重的封建壓榨已經使得民不聊生，農業生產低落；對新教徒的宗教迫害驅使大量熟練工匠外流，導致了工商業的凋敝；路易十四晚年一連串對外戰爭和宮廷生活的奢侈浪費又使國庫空虛；路易十五醉生夢死的荒淫更把封建國家推到了全面破產的邊緣，以致到路易十六的時候，某些改良主義的嘗試也無法輓救必然毀滅的命運了。 這最後的年代是腐朽、瘋狂的年代，封建貴族統治階級愈是即將滅頂，愈是頑固地要維護自己的特權和統治。 杜爾果當上財政總監後，提出了一些旨在輓救危機的改良主義措施，因而觸犯了貴族特權階級的利益，很快就被趕下了台。 他的繼任者內克僅僅把宮廷龐大的開支公之於眾，觸怒了宮廷權貴，也遭到免職。 既然自上而下的旨在維護封建統治根本利益的改良主義也不為特權階級所容許，那麼，自下而上的反對和對抗當然更要受到鎮壓。 封建專制主義的鼎盛雖然已經一去不復返，但專制主義的淫威這時並不稍減。 伏爾泰和狄德羅都進過監獄，受過迫害。 這是十八世紀思想家的命運和標誌。 等待着思想家盧梭的，就正是這種社會的和階級的必然性，何況這個來自民間的人物，思想更為激烈，態度更為孤傲：他居然拒絶國王的接見和賜給年金；他竟然表示厭惡巴黎的繁華和上流社會的奢侈；他還膽敢對「高貴的等級」進行如此激烈的指責：「貴族，這在一個國家裡只不過是有害而無用的特權，你們如此誇耀的貴族頭銜有什麼可令人尊敬的？你們貴族階級對祖國的光榮、人類的幸福有什麼貢獻！你們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敵，凡是在貴族階級顯赫不可一世的國家，除了專制的暴力和對人民的壓迫以外還有什麼？」
《懺海錄》就是這樣一個激進的平民思想家與反動統治激烈衝突的結果。 它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在封建專制壓迫面前維護自己不僅是作為一個人、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人權和尊嚴的作品，是對統治階級迫害和污衊的反擊。 它首先使我們感到可貴的是，其中充滿了平民的自信、自重和驕傲，總之，一種高昂的平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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