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文學史第中國文學史

……試觀公之行事，殊無甚異於人者。 人盡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 自朝至暮，自有知識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讀書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顯，博求風水以求福蔭子孫。 種種日用，皆為自己身家計慮，無一厘為人謀者。 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我憐東家之餓矣，又思西家之寒難可忍也；某等肯上門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會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雖不謹，而肯與人為善；某等行雖端謹，而好以佛徒害人。 以此而觀，所講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顧行、行顧言何異乎‧以是謂為孔聖之訓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其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但說生意，力田作者但說力田。 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之矣。 
揭穿耿定向的偽道學面貌，針針見血，淋漓痛快，這其實也是對一切庸俗的官僚士大夫的無情揭露和批判。 他作詩不多，今存多為小詩，如《獨坐》：
有客開青眼，無人問落花。 暖風熏細草，涼月照晴沙。 客夕翻疑夢，朋來不憶家。 琴書猶未整，獨坐送殘霞。 
是獨居生活，傲岸不覊的寫照。 又如《系中八絶》：
名山大壑登臨遍，獨此垣中未入門；病間始知身在系，幾回白日幾黃昏。 
——其一《老病始蘇》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願早一命歸黃泉。 
——其七《不是好漢》
不事格律雕飾，奮筆直書，至死不屈，表現了頑強的戰鬥精神。

第四節　公安派和竟陵派
萬曆間，繼續起來猛烈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有以公安人袁宗道(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字小修，1570-1630)為代表的「公安派」，時稱三袁，宏道最著名。 
「公安派」認為文學是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有各個不同的時代，即有各種不同的文學。 因此反對貴古賤今，反對模擬古人。 袁宗道說：「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 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自司馬不能同於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論文上》)!袁宏道說：「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 ……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 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雪濤閣集序》)。 他們都看到時代決定文學的變化，時代變了，文學包括形式語言等等，一定要變，一切對古人的模擬抄襲是違背文學發展的趨勢的。 袁中道以為「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為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 他更具體地說：「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于俚又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 法律之持，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趨于浮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 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變之勢也」(《花雪賦引》)。 他指出文學變化是根據兩種不同的創作思想來實現的，從「法律」到「性情」，又從「性情」到「法律」，而其所以變，則為作者所不及知的「氣」所決定。 這種「氣」顯然指客觀的不斷變化的時代。 袁中道所指出的文學變化的循環現象雖不一定可信，但他肯定文學始終是在變化，而且為客觀的力量所決定，這對衝擊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還是有意義和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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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