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文學史第中國文學史

該詩意境開闊，寫景抒情，豪放而含蓄，頗能表現新穎的面目。 文則生吞活剝三代兩漢，「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佶屈聱牙，不能卒讀。 李攀龍死後，王世貞獨主文壇二十年，聲勢更大。 「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明史·王世貞傳》)，有所謂「前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等名目。 他主張「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 持論和李攀龍完全相同。 他認為「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 六朝之文游，離實矣。 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 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 元無文」(《藝苑卮言》)。 對於詩，也是愈古愈好、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 他的詩，自《詩經》而下，至漢魏晉南北朝樂府、李杜詩，無不模擬，連篇累牘，令人生厭。 但他往往用古詞、古調寫時事，比李攀龍的作品略有活氣。 他的《樂府變》更學杜甫的「即事而命題」。 如《鈞州變》，揭露貴族藩王的荒淫殘景，有一定意義。 不過他始終不忘模擬，大堆的陳詞濫詞，不免淹沒了它們的現實內容。 王世貞學問廣博，著作甚富。 「自夢陽之說出，而學者剽竊班馬李杜；自世貞之集出，學者遂剽竊世貞」(《四庫提要》)。 他的擬古主義的惡劣影響是很大的。 謝榛(1495-1575)，字茂秦，山東臨清人，是「後七子」的初期代表人物，後為李攀龍所排斥。 他認為「文隨世變」，「有意于古，而終非古也」。 在理論上，他似乎並不主張以擬古為目的，而是要通過擬古以自成一家。 他的推崇和取法的是李杜等盛唐十四家。 「當選其諸集中之最佳者，錄成一帙，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 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個而畫少陵也」。 「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間，俾人莫知所宗，則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四溟詩話》)。 他不主張盲目地擬古，而是要汲取盛唐諸家的創作經驗來創造自己的詩，比之李、何是要高明一些的。 但他忘記了「世」，即現實生活對詩歌創作的決定作用，而只強調從格調聲律上去揣摩盛唐諸家詩，不知它們也正是「世變」的產物，因而不免依然是一種擬古主義或形式主義的理論。 宗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在「七子」中名不顯。 他的《報劉一丈書》，描摹無恥文人奔走「權者之門」的醜態，揭露大官僚、大宦官、大貴族等統治集團的橫行霸道，淋漓盡致，有深刻現實意義，無心擬古，卻傳誦至今。

第二節　歸有光等唐宋派
嘉靖間，繼承南宋以來推尊韓柳歐曾王蘇古文的既成傳統，作為前後七子的反對派而出現的，有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因為他們更自覺地提倡唐宋古文，所以被稱為「唐宋派」。 
王慎中(1509-1559)，字思道，福建晉江人。 他早年也受「前七子」的影響，標榜秦漢，「徒知掇摭割裂以為多聞，模效依仿以為近古」(《遵岩集·再上顧未齋》)。 二十八歲以後，始悟高談秦漢、鄙薄唐宋的非是，認為「學問文章如宋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軼絶兩漢」(《與汪直齋書》)；「學六經史漢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韓歐曾蘇諸名家」(《寄道原弟書九》)。 這就和李王等盲目尊古、不讀唐以後書的偏頗狹隘的論調不同。 他似乎看到秦漢文和唐宋文之間的繼承發展關係。 在唐宋文中，他特別推尊曾鞏，認為曾文「信乎有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蔽亦已少矣」(《曾南豐文粹序》)。 他要求文章能「道其中之所欲言」即表達作者內心的思想感情，這就和以抄襲模擬為能的擬古主義者有根本的區別。 唐順之(1507-1560)，字應德，武進人，和王慎中齊名，理論上受王的影響，但說得更明快、深入。 他在《答茅鹿門知縣書二》中，提出了「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說」：
……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佈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師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與此。 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來，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絶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一樣絶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為文章，其于所謂繩墨佈置則儘是矣，然番來複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絶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 此文章本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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