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文學史第中國文學史

中葉弘治、正德時期，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從輓救地主階級政治危機的意願出發，繼承並發展了陸象山的心學，完成了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在當時和以後的思想界有廣泛的影響。 王守仁的「良知」說以陸象山的「心即理」的學說為前提，他說「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王文成公全書·文錄·與王純甫二》)。 肯定「我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 並解釋說：「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文錄·書朱守乾卷》)。 因此，只要取消慾望，自求內心，就可以獲得這種良知，並達到所謂萬物一體的境界。 這種學說顯然是極端唯心主義的，他的用意也是很清楚的。 如果人們都奉行這種學說，就都能成為安分守己的人，封建秩序也就得到鞏固。 因此就它的實質來說和客觀唯心主義的程朱理學一樣，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 但也應看到它們之間是有矛盾的，王守仁哲學中的「心即理」和程朱理學中的「性即理」的觀點有其對立的一面。 王守仁反對理學那套束縛人性的教條，他曾說：「聖人之學不是這等捆縛苦楚的，不是妝做道學的模樣」(《傳習錄》下)。 正因為這樣，王學對動搖長期以來程朱理學的教條統治，有它一定的作用。 嘉靖、萬曆年間，隨着經濟上新的發展變化，思想界也出現了以王艮為代表的王學左派，他們發展了王守仁哲學中的反道學的積極因素，富有叛逆精神。 王艮認為「良知」是平易的，非玄妙的。 又認為「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黃宗羲《明儒學案》、《心齋語錄》)。 在王學左派的後期代表人物李贄的思想裡已出現了唯物主義的因素，他被當時人稱為「異端」之尤。 在他的重要著作《焚書》中，猛烈地攻擊了封建禮教，他認為穿衣吃飯就是道，這是人生最基本的自然要求；因而「道」不在於禁慾，而在於滿足人們的需要和追求物質的快樂。 他還大膽地攻擊儒學，提出「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 無定質，則此是彼非，並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所以「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有是非耳」(李贄《李氏藏書·紀傳總目前論》)。 雖然這種對是非的認識，有陷入主觀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危險，但它主要是針對「聖人之言是萬世之至論」這一觀點而發的，因而有它很大的進步性。 他還輕蔑「六經」和《論語》、《孟子》，說它們「豈可為萬世之至論」，嘲笑那些假道學是「名實具利的兩頭馬」，「能文不能武的婦人儒」；把一些所謂「聖人」、「山人」說成是欺世盜名的「商賈」或「穿窬」。 在對文學的評價上，也一反前人的傳統觀點，重視小說、戲曲的文學價值。 把一些優秀的戲曲小說與秦漢文、六朝詩相比，都稱之為古今至文，甚至稱《水滸》迷「發憤之作」，稱《西廂》為「化工之文」。 這種進步的哲學思想，一方面大大震動了封建統治者，引起了他們的仇視；同時對當時的思想界和文學界有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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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