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文學史第中國文學史

楊衒之(生卒年不詳)，北平(今河北完縣)人。 曾作過北魏的撫軍府司馬、北齊的期城郡守等官職。 北魏自公元四九五年遷都洛陽以後，統治階級崇信佛教，大量修建佛寺。 當極盛時代，「京城表裡，凡一千餘寺」。 公元五三四年孝靜帝被高歡逼迫遷都鄴城以後，這些佛寺大半都在兵火中毀滅了。 公元五四七年，楊衒之因行役重過洛陽，見「城郭崩毀，宮室傾覆。 寺觀灰燼，廟塔丘墟」，「恐後世無聞，故撰斯記」。 但是，他寫這部書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佛教作宣傳，而是通過這些佛寺歷史的追敘，揭露「王公相競侵漁百姓」(《廣弘明集》卷六)的罪惡。 例如本書《高陽王寺》及《壽丘裡》兩節中，他以諷刺的文筆描述了北魏幾個王侯窮奢極欲的生活，以及他們的特權思想和貪鄙性格。 河間王元琛公開對人說：「晉世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卵雕薪。 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章武王元融看見元琛的豪富氣派以後，更氣得「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 尤其突出的，是胡太后有一次把宮中絹帛賜給百官，任他們自取。 別的官僚都是拿得起多少就取多少，而元融和另一個豪富陳留侯李崇卻貪心不足，「負絹過任，蹶倒傷踝」。 其他寫窮奢極侈的王侯邸第的建築，也頗寓諷刺之意。 本書善於用簡短文字敘述故事和人物。 《法雲寺》一節，寫善吹壯士歌的軍樂家田僧超，他追隨征西將軍崔延伯作戰，每次臨陣，「僧超為壯士聲，甲冑之士，莫不踴躍。 延伯單馬入陣，旁若無人」。 用語不多，頗能顯示這個民間音樂家所吹軍樂的動人力量。 同篇中寫劉白墮的釀酒，烘托尤為神妙：
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 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罌貯酒，暴于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 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逾于千里。 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 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賫酒之藩，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此複名「擒奸酒」。 遊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書中寫建築物也相當精彩。 如寫永寧寺的九級浮圖，「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使我們驚牙于當時勞動人民建築藝術的高度水平。 從波斯國僧人達摩對此寺及浮圖的讚歎 
中，可以看到這在當時是「極佛境界亦未有此」的偉大建築。 書中還記載了許多類似南朝志怪小說的宗教神怪故事。 這部書文字基本是散文，但比《水經注》更多駢儷成分。 
顏之推(約529-591)，字介，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 初仕梁，梁元帝江陵敗亡後，由南朝輾轉奔竄北齊，官至平原太守。 後仕周、隋。 學識淵博，閲歷深廣。 所著《顏氏家訓》，雖多是用儒家思想教訓子弟，但往往插敘他親身的見聞，從中可以窺見南北士族風尚的不同。 文詞雖時有駢體，但風格平易親切。 間用諷刺之筆，亦能引人注目。 如《教子篇》舉北齊一個士大夫公然對人說：「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 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 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 」《名實篇》敘一個「近世大貴」在居喪服禮時，竟以「巴豆涂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 着墨不多，人物的無恥、虛偽的面目已躍然紙上。 在《文章篇》中，他紀錄了一些南北朝作家論文的見解。 也發表了他自己對文章的看法，觀點頗近劉勰。 
總的來說，南北朝是散文中衰的時代，要徹底改變這個局面，還有待于唐代的古文運動。

第三節　鐘嶸詩品及蕭統文選
鐘嶸《詩品》是在劉勰《文心雕龍》以後出現的一部品評詩歌的文學批評名著。 這兩部著作相繼出現在齊梁時代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們都是在反對齊梁形式主義文風的鬥爭中的產物。 
鐘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生卒年不詳。 他在齊梁時代曾作過參軍、記室等小官。 他的《詩品》是梁武帝天監十二年(513)以後寫成的。 
鐘嶸的時代，詩風的衰落已經相當嚴重。 據《詩品序》描寫，當時士族社會已經形成一種以寫詩為時髦的風氣，甚至那些「才能勝衣，甫就小學」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寫詩，因而造成了「庸音雜體，人各為容」的詩壇混亂情況。 王公搢紳之士談論詩歌，更是「隨其嗜欲，商榷不同。 淄澠並泛，朱紫相奪。 喧議並起，準的無依」。 所以鐘嶸就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想藉此糾正當時詩壇的混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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