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羅馬帝國興亡史第羅馬帝國興亡史

主教是教會的當然掌財人，公共錢財，既無帳目，也無人監督，全交他一人掌管。 長老們只限于進行一些教務活動，更無權的一些執事只是專門僱用來管理和分發教會平日的進項的。 
如果我們可以相信西普里安的激烈說法，那就不知道在他的非洲弟兄們之中，有多少人在執行職務時，不僅違反了福音主義的每一條戒律，而且更違反了一切道德原則。 這些不忠實的管事，有的把大量教會的財富用以買得肉體上的享樂，有的利用它謀取私利，或任意盜用，或利用它大放高利貸。 但是，只要教民的捐獻還是出於自願，不受任何強制，那也便不可能隨意濫用他們的信任，對他們的慷慨捐獻的一般用途，表明教會作為一個整體仍是可信的。 
有相當一部分款項專供維持主教和教士們的生活之用；另撥出足夠的數量用於公眾禮拜儀式，這種儀式中最愉快的一部分是一般稱作agapoe的愛的宴會。 此外全部餘款都是屬平民所有的神聖財產，這份財產由主教考慮決定，按一定比例用以維持本區的孤兒寡母、老弱病殘的生活；用以接濟外來遊子和朝聖者，以及緩解囚徒和被俘人員，特別是因忠於宗教事業而遭受苦難的人們的不幸。 一種慷慨的互通有無的做法把最遙遠的省區也相互聯接起來，規模較小的教會愉快地接受比較富裕的兄弟們的捐贈的幫助。 這樣一種重在解救人們的苦難，而不重其才德的制度，對基督教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異教徒從人道主義思想出發，雖然嘲笑這個新教的這一原則，卻也承認它有其仁德之處。 眼前可以得到救濟、將來還可以得到保護的前景，使許多在塵世，由於被忽視，行將淪入貧病和衰老之中的不幸的人們，投入教會的溫暖的懷抱。 我們同樣也還有理由相信，按照當時流行的不人道的作法，常有許多嬰兒被父母遺棄，他們也常被虔誠的基督教徒，依靠公共積累的資金，救出死亡，使他們接受洗禮，得到教育，並維持了他們的生計。 
2．一切社團，對於拒不遵守或違犯經大家一致確認的規章制度的成員，都有不容懷疑的權力將他們排除在社團的組織和享受福利的圈子之外。 基督教會在行使這種權力時，鋒芒所向主要是一些重要罪犯，特別是那些犯有謀殺、詐騙或淫亂罪的罪犯；那些宣揚已經主教團明確斥責過的異端邪說的製作者及其追隨者；以及那些在受洗之後，不論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進行偶像崇拜活動以玷污自身聖潔的不幸的人們。 
開除教籍將會產生世俗和宗教兩種性質的後果。 凡受到這種處分的基督教徒將無權再參與信徒們的任何獻祭活動。 
原來的教友關係和私人友誼關係都將會被全部切斷：他將會發現在原來他所最崇敬的人或曾經最喜愛他的人中，自己已成了不敬神靈的他們所厭惡的對象，而且，僅是被一個體面的團體開除這一點就足以在他的品格上留下一個可恥的污點，一般人也都會儘量躲開他，或對他懷有戒心。 
這些不幸的被驅逐的人的處境也是十分痛苦和悲慘的；而且，在一般情況下，他們的恐懼常常更遠甚於他們的苦難。 參加基督徒會社的最大好處是有希望獲得永生；有一種可怕的說法，說是神靈已把天堂和地獄的鑰匙交給了那些有權判定誰有罪的教會統治者了，而他們卻無法從自己的心中抹去這一說法。 
異端分子則由於自己原有明確的目標，並可以自我陶醉，認為只有自己才有真正發現得救的道路的希望，力圖在自己另行組織的會眾中，重新得到他們已不再可能從基督教徒的大團體中得到的世俗和宗教上的安慰。 但那些一時失足犯下過失，或進行偶像崇拜的人，几乎無不感到自己的墮落處境，所以總殷切希望重新回到基督教徒的大家庭中去。 
關於如何處理這些悔罪者的問題，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者主張力求公正，一者主張寬大為懷，因而使得原始的教會分成了兩派。 嚴格、固執的道德家，永遠毫無例外地拒絶他們，即使以最卑下的身份，重新回到曾經被他玷污或背叛的神聖的教會中來；讓他們帶著有罪的良心永遠處于悔恨之中，而只讓他們抱著一綫微弱的希望，或許他們從生到死的懺悔也可能會感動至高的神。 
教會中最純潔、最體面的人，則在實踐和理論方面都抱著較溫和的態度。 天堂的和解的大門一般都不會對重新回來的悔罪者緊閉；但是，為此而建立的一種嚴厲、莊重的懲罰方式一方面幫着清除他的罪過，一方面卻可以有效地儆戒旁觀的人們起而效尤。 悔罪的人要難堪地公開認罪，因禁食而形容憔悴，身穿麻布衣服，匍匐在會場門口，含淚請求恕罪，並懇求信徒們代他祈禱。 如果罪行的性質十分惡劣，接連幾個年頭的懺悔，也不足以滿足神的正義要求；因而，一些罪人、異端分子或叛教者必須經歷緩慢的痛苦的過程和步驟才允許逐步重新回到教會的懷抱之中。 
至于永遠開除教籍的處分，只專用於罪行異常嚴重，特別是那些已曾體驗並玷辱了他們的教會官員對他們的寬厚處理的屢教不改的罪犯。 基督教會的懲戒條例的施行，視犯罪情節的輕重和次數的多少，由主教考慮做出不同的裁決。 
安錫拉和伊利貝里斯兩個宗教會議，一在加拉提亞，一在西班牙，差不多於同一時間舉行；但是，他們各自的現在還可以見到的教規則似乎代表了兩種很不相同的精神。 
一個受洗後還一再向偶像獻祭的加拉提亞人，經過7年悔罪便可能得到寬恕；而如果他曾引誘別人效仿，也只在被驅逐的年限之外再加3年。 
但是，一個不幸的西班牙人如果犯了同樣的罪行卻完全被剝奪掉了和解的希望，甚至直到他死後；他所犯的這種偶像崇拜罪，名列十八大罪之首，而其它17項罪過的處罰也都同樣可怕。 我們在這裡不妨指出，其中也包括了誹謗主教、長老，乃至教堂執事等的無可緩解的罪過。 
慷慨和嚴格的十分合理的搭配、根據政策原則，同時也根據正義執行的公正嚴明的賞罰，構成了教堂的人的力量。 
以慈愛之心掌管着兩個世界治理大權的主教，完全體會到這類特權的重要性；他們用愛護秩序的堂皇的藉口掩蓋着自己的野心，在行使必要的教規以防止已經集結在十字架旗幟之下、人數日益增多的部隊有人逃離的時候，是不能容許有任何對手和他們抗衡的。 
從西普里安的武斷的文告中，我們可以很自然地得出開除教籍和悔罪的教規是構成宗教的最主要成分的結論；而且對基督的信徒來說，違反道德規範的危害性遠不如蔑視主教的譴責和權威為大。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想象着我們聽到摩西的聲音，正下令讓地球裂開，在銷毀一切的火焰中吞沒掉那拒絶服從亞倫祭司的叛逆的種族；而有時我們又會假想，我們聽到一個羅馬執政官在重申共和國的權威，宣稱他已不可改易地下定決心，要嚴格執法。 
「如果我們對這種目無法紀的行為聽之任之，不加懲罰，」（迦太基的主教曾這樣斥責他的過于寬厚的同僚）“如果我們對這種行為聽之任之，那無疑便將帶來主教的嚴厲權威的滅亡，統治教會的崇高而神聖的權力的滅亡和基督教本身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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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興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