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魯迅小說全集第魯迅小說全集

《徬徨》呢，則是在於作者目擊了「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的「分化」，一方面畢露了妥協性，又一方面正在「轉變」，革命的力量需要有人領導，然而曾被「新文化運動」所喚醒的青年知識分子則又如何呢？——在這樣的追問下，產生了《徬徨》。 在這方面，主要地表現了那些從黑暗中覺醒，滿肚子不平，憎憤，然而腦子裡空空洞洞，成日價只以不平與牢騷喂哺自己的靈魂，但同時肩上又負荷着舊時代的重擔，偏見愚昧，固執，虛無思想，冒險主義，短視，卑怯，——這樣的人們，也是革命的力量麼？當然是！而且他們將是革命的工作者，和組織者。 《徬徨》中間不少熱情的向光明的人物，但是這些人物也不少缺陷；夢想著深山大澤叢林伏莽的「涓生」，還有一個帶有舊時代的深重缺陷的人，而由熱極轉化為冷極的「孤獨者」的主人公亦然，但這位主人公于憤激而以冷酷自我娛樂的當兒，仍然有「熱」，——即對於天真的孩子的愛惜，現代的人不能沒有缺陷，因為現代的人是前代人的後代，而且是長期被壓迫的人們的後代，又是被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包圍，被種種偏見與愚昧包圍的。 但作者並不以為這種缺陷是「命定」的，是天老地荒終「如斯」的句子，——「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正是他的渴望的暗示。 
如果我們覺得上面的解釋，還有些道理的話，那麼《徬徨》應該看作是《吶喊》的發展，是更積極的探索；說這是作者的「悲觀思想」到了頂點，因為預兆着一個「轉變」，——這樣的論斷，似乎是表面而皮相的。 
——茅盾《論魯迅的〈吶喊〉和〈徬徨〉》（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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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創作的小說藝術，特色雖多，最明顯的僅有三點：第一是用筆的深刻冷雋，第二是句法的簡潔峭拔，第三是體裁的新穎獨到。 
有人說魯迅是曾經學過醫的，洞悉解剖的原理，所以常將這技術應用到文學上來。 不過他解剖的對象不是人類的肉體，而是人類的心靈。 他不管我們多麼痛楚，如何想躲閃，只冷靜地以一個熟練的手勢舉起他那把鋒利無比的解剖刀，對準我們靈魂深處的創痕，掩藏最力的弱點，直刺進去，掏出血淋淋的病的癥結，擺在顯微鏡下讓大眾觀察。 他最恨的是那些以道學先生自命的人，所以他描寫腦筋簡單的鄉下人用筆每比較寬恕，一到寫到《阿Q正傳》裡的趙太爺，《祝福》裡的魯四爺，《高老夫子》裡的高爾礎，便針針見血，絲毫不肯容情了。 ……
魯迅從不肯將自己所要說的話，明明白白的說出來，只教你自己去想，想不透就怪你們自己太淺薄，他不負責。 他文字的異常冷雋，他文字的富於幽默，好像堅果似的愈咀嚼愈有回味，都非尋常作家所能及。 
魯迅作品用字造句都經過千錘百煉，故有簡潔短峭的優點。 ……他文字的簡潔真個做到了「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的地步。 
——蘇雪林《〈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1934年）
所謂劣根性，阿Q的習慣：第一是精神勝利法。 ……
其次是色情狂相。 照阿Q看來，凡尼姑一定和和尚私通；一個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誘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裡講話，一定要有勾當了。 其實因為他自己曾在人叢中擰過一個女人的大腿，原是猜己度人的，這種心理自然也很要不得。 
第三，是畏強凌弱。 阿Q給趙太爺打了嘴巴固然不敢回手，給秀才用竹杠敲了，也只是順受。 可是見了小尼姑，就要隨便動手，碰着小D，也就開口罵「畜生」！
第四，愛裝虛架子。 小D雖然一向軟弱，阿Q餓瘦了，實在也並不比他強，相互拔了一陣辮子，明明是無力取勝，走開了，阿Q還要迴轉頭去裝腔作勢的說：「記着罷，媽媽的……」
第五，注重無關緊要的小事情，譬如因為把未莊叫做長凳的叫做條凳，阿Q就很鄙薄，城裡人把蔥葉切得細碎些，也就認為大問題。 
第六，奴隷性重。 因為審判阿Q的人怒目而視，以為這人一定有些來歷，膝關節立刻自然而然寬鬆，便跪下去了。 
阿Q之所以為阿Q，原是因為環境惡劣，沒有受過正當教育。 作者用意所在，與其說是攻擊阿Q，不如說是暴露環境的缺點。 所以我們怕得自己做阿Q，也不願意別人像阿Q，在自勵勵人以外，更須注意環境的改良。 
——許欽文《漫話阿Q》（1947年）
魯迅的小說「吶喊」與「徬徨」所反映的主要就是中國從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到1925－1927年之前這個歷史時期。 在這個時期裡，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的革命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後已經充分暴露出它的無力，在經過長久的痛苦、尋求、懷疑和探索之後，從五四開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但1925－1927年的革命的風暴還在前面，無產階級暫時還沒有和農民結合起來，廣大的人民還過着極其痛苦的生活，社會矛盾是十分尖鋭化了，革命的一切基本問題都表現得格外突出了。 魯迅的「吶喊」與「徬徨」正深刻地反映了這個時期的歷史特點。 
魯迅是現代中國在文學上第一個深刻地提出農民和其他被壓迫群眾的狀況和他們的出路問題的作家。 農民問題成了魯迅注意的中心，關於農民問題的作品在魯迅的小說裡占着特殊顯著的地位。 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 魯迅對於農民問題所給予的特別的注意和這個問題在近代中國所占的特別重要的位置是正相適應的。 
在表現人民的被壓迫的苦痛的時候，魯迅的觀察不是表面的，他善於抓住現實生活中的悲劇性的矛盾。 ……魯迅是真正透徹地瞭解農民的心靈的作家，他是清楚地知道，農民所受的苦痛，不是這些肉體的苦痛所能完全包括的。 農民有許多苦痛，這比直接的肉體的苦痛更可怕，更殘忍得多。 
——陳湧《論魯迅小說的現實意義》（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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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本人是知識分子。 在魯迅作品中，知識分子是一個突出主題。 這仍然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深刻反映。 從戊戌經辛亥到五四，從五四經大革命到30年代，知識分子是中國革命的先鋒和橋樑，同時又具有各種嚴重的毛病和缺點。 他們的命運、道路和前途，他們的成長、變遷和分化，成為魯迅所十分關心的問題，這個問題在魯迅思想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 它與農民問題，成為魯迅作品的兩大基本主題。 這也正是近代中國兩大曆史課題。 魯迅思想的發展與這個問題密切相關，也可以說，魯迅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發展是其整個思想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魯迅對知識分子寄予很大的同情和希望，同時又給以無情的鞭撻和揭露。 革命的、灰色的、反動的、先革命而後反動的、吃人的、被人吃的……各種各樣知識分子的形象，活靈活現地出現在魯迅筆下，形形色色，蔚為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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