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經學考第經學考

前漢重師法，後漢重家法。 先有師法，而後能成一家之言。 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 師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是師法；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有翟、孟、白之學，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是家法。 家法從師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師法又從田王孫一師分出者也。 施、孟、梁丘已不必分，況張、彭、翟、白以下乎！《後漢書儒林傳》云：「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宦者蔡倫傳》云：「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校讎家法。 」是博士各守家法也。 《質帝紀》云：「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 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 ……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 」是明經必守家法也。 《左雄傳》云：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詣公府，諸生試家法。 注曰：「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 」是孝廉必守家法也。 《徐防傳》，防上疏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誠非詔書實選本意。 」漢時不修家法之戒，蓋極嚴矣。 然師法別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顓家；如干既分枝，枝又分枝，枝葉繁滋，浸失其本；又如子既生孫，孫又生孫，雲礽曠遠，漸忘其祖。 是末師而非往古，用後說而舍先傳；微言大義之乖，即自源遠末分始矣。 
凡事有見為極盛，實則盛極而衰象見者，如後漢師法之下復分家法，今文之外別立古文，似乎廣學甄微，大有裨于經義；實則矜奇炫博，大為經義之蠹。 師說下復分家法，此范蔚宗所謂「經有數家，家有數說。 ……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也。 」今文外別立古文，此范升所謂「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也。 」蓋凡學皆貴求新，惟經學必專守舊。 經作於大聖，傳自古賢。 先儒口授其文，後學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義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說。 世世遞嬗，師師相承，謹守訓辭，毋得改易。 如是，則經旨不雜而聖教易明矣。 若必各務創穫，苟異先儒；騁怪奇以釣名，恣穿鑿以標異，是乃決科之法，發策之文；侮慢聖言，乖違經義。 後人說經，多中此弊；漢世近古，已兆其端。 故愚以為明、章極盛之時，不加武、宣昌明之代也。 
五、經學中衰時代
經學盛于漢；漢亡而經學衰。 桓、靈之間，黨禍兩見，志士仁人，多填牢戶，文人學士，亦扞文網；固已士氣頽喪而儒風寂寥矣。 鄭君康成，以博聞強記之才，兼高節卓行之美，著書滿家，從學盈萬。 當時莫不仰望，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 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 自來經師未有若鄭君之盛者也。 然而木鐸行教，卒入河海而逃；蘭陵傳經，無救焚坑之禍；鄭學雖盛，而漢學終衰。 《三國志》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云：「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 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 」杜恕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 此則風俗之流弊。 」魚豢《魏略》以董邁、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為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 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 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飽食相從而退。 嗟夫！學業沈隕，乃至于此。 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魚豢序見《三國志注》，令人閲之悚然。 夫以兩漢經學之盛，不百年而一衰至此；然則，文明豈可恃乎！范蔚宗論鄭君「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蓋以漢時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學者莫知所從。 鄭君兼通今古文，溝合為一，於是經生皆從鄭氏，不必更求各家。 鄭學之盛在此，漢學之衰亦在此。 《鄭君傳》云：「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駮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案鄭注諸經，皆兼采今古文。 注《易》用費氏古文；爻辰出費氏分野，今既亡佚，而施、孟、梁邱《易》又亡，無以考其同異。 注《尚書》用古文，而多異馬融；或馬從今而鄭從古，或馬從古而鄭從今。 是鄭注《書》兼采今古文也。 箋《詩》以毛為主，而間易毛字。 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 」所謂己意，實本三家。 是鄭箋《詩》兼采今古文也。 注《儀禮》並存今古文；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 是鄭注《儀禮》兼采今古文也。 《周禮》古文無今文，《禮記》亦無今古文之分，其注皆不必論。 注《論語》，就《魯論》篇章，參之《齊》、《古》，為之注，云：「《魯》讀某為某，今從古。 」是鄭注《論語》兼采今古文也。 注《孝經》多今文說，嚴可均有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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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