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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毀滅性戰爭的結果，使整個希臘世界陷入民窮財盡的困境，而存在的問題一個也沒得到解決。 斯巴達專橫跋扈，底比斯和雅典為求相互保護而結成新的聯盟。 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達人蒙受200年來第一次軍事上的慘敗，並在以後十年裡稱霸希臘本土；僅緊接着，血腥的相互爭鬥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沒在由不斷變動的聯盟和小規模的戰爭所造成的一片混亂之中。 這一混亂階段的存在使外來強國得以征服希臘和用暴力統一希臘。 
公元前335年，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在喀羅尼亞大敗底比斯和雅典聯軍。 他剝奪了希臘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權，但是，還未來得及進一步實行東侵的計劃，便于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 他的繼承人是他那世界聞名的兒子——亞歷山大大帝。 
古典時代結束了，希臘化時代即將開始。 在論述希臘化時代之前，我們先停下來考察一下古典時代的文明；一般認為，古典時代的文明是人類智慧和精神的一個偉大勝利。 
三、古典時代的文明
「伯裡克利的黃金時代」、「希臘的奇蹟」、「希臘的光榮」——這是人們提到5世紀希臘文明時通常所用的一些誇張的說法。 
我們以後會看到這一文明有它的缺點，不過，那些過分的讚揚是可以理解的，大半是應得的。 這是為什麼呢？希臘「天才」的基礎又是什麼呢？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認為，這裡所說的天才不是字面意義上所指的天才；因為遷移到巴爾幹半島南部的印歐人不會恰好在遺傳方面優於那些移居中東、印度或西歐的印歐人。 所以，只有將希臘人的歷史發展與定居歐亞其他地區的印歐人的歷史發展作一比較，才能找到答案。 
比較的結果，對希臘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兩點解釋。 首先，希臘人住的地方離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夠從後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處，但是，還沒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點的地步。 實際上，希波戰爭的主要意義就在於，戰爭的結果使希臘人能同時做上述這兩件不相容的事而雙收其利。 
城邦的出現並持久地存在，是促成希臘人取得成就的第二個因素，因為城邦為文化繁榮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證。 應該指出，城邦制並不是希臘人獨有的制度。 例如，在印度，處于較早發展階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區建立過相當於城邦的組織。 約公元前302年希臘塞琉西王國派往華氏城的大使麥加斯梯尼曾承認，在他當過大使的孔雀帝國有一些「自由城市」。 
但是，這些自由城市最後都給併入開始控制印度半島的地方君主國。 只有希臘人能保持他們的城邦達數世紀之久。 
一個原因是，希臘地區山巒重疊，不能提供建立地區性帝國所需的地理政治基礎（見本章
第一節）。 另一原因是，希臘多數城邦都享有直接通達大海的便利，使它們不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來促進，而且能維持並發展自己的經濟。 確實，希臘人為各自為政的城邦付出了沉重代價：城邦間彼此征戰不休，最終導致外部世界強加的統一，先來自馬其頓，後來自羅馬。 但是，作為回
報，他們在各自的城邦內享受到好幾個世紀的自由；而這，似乎至少是希臘5世紀迸發出巨大創造力的先決條件。 
古典希臘文明不是原始文明。 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樣，大量借用過去的文明——如中東文明。 不過，希臘人所借用的，無論是埃及的藝術形式還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教學和天文學，都烙上了希臘人所獨有的智慧的特徵。 這些特徵歸結起來，就是虛心、好奇多思、渴求學習、富有常識。 
希臘人常到國外去旅行，在這一方面，連其他民族中的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見絀；旅行時，他們總是保持着懷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 他們探究一切事物，將所有的問題都搬到理性的審判台前加以考察。 柏拉圖在《辯訴篇》中寫道，蘇格拉底主張，凡是為一個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為錯誤的東西，就不應該去想、不應該去做，哪怕受到當權者或任何法庭的強迫，也要不惜任何代價予以抵制——「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 」蘇格拉底還指出了自由辯論對社會的重要性。 
他在受審時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辯就是以這一觀點為基礎。 他說：
現在，雅典人，我要爭辯，可不象你們想的那樣，為我自己的緣故，而是為了你們。 因為你們要是殺死我的話，就不易找到另一個象我這樣的人；假如允許我用一個可笑的比喻，我就象一隻牛虻，總是整天地、到處地釘住你們不放，喚醒你們、說服你們、指責你們。 我要讓你們知道，要是殺死象我這樣的人，那麼，對你們自己的損害將超過對我的殘害。 
這種不受束縛的自由思想是希臘人所獨有的，至少就其普遍和強烈的程度而言是如此。 世俗的人生觀也是希臘人所獨有的；他們堅信，人活着，最主要的事是完滿地表現此時此地人的個性。 理性主義和現世主義相結合，使希臘人能夠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有關人類和社會的各種問題，並在偉大的文學、哲學和藝術創作中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他們的作品至今仍引人注目、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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