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近代史-陸觀版第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但是，李鴻章對船炮的過度專注和他對西方政治制度及文化的相對漠視，限制了自強運動的範圍。 他的這種態度，部分是源於他相信，除卻武器之外，中國在任何事情上都超過西方；30部分則由於他乃是負責軍備和海防之大員的事實。 他意識到中國有增強軍事力量的緊迫需要，但卻沒有作更大和更遠的政治和社會的改造。 
3.4守舊派的反對雖然自強運動的範圍有限，其領袖們看待中國所面臨問題的眼界也頗有侷限，但洋務的倡導者已遠遠地超越了他們同輩的士大夫，這些人基本上對近代世界充耳不聞，對現代化視而不見。 1867年，恭親王奏請皇上旨準在同文館添設一個天文算學館，並延聘洋教習向那些已通曉漢學的生員講授這類科目，此時他遭到了守舊派領袖、理學宗師大學士倭仁(死於1871年)的猛烈抨擊。 倭仁質問：「夷人稱兵陵我畿甸、焚我園囿，凡我國人何能一日忘此仇恥哉何能復舉聰明俊秀之中華才士變而從夷」恭親王的反駁直截了當：既然倭仁有更好的救國良策，着其奏來：
該大學士(即倭仁)既以此舉為窒礙，自必別有良圖。 如果實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之後......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冑、禮儀為補櫓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 31
慈禧太后理解借鑒西洋的重要性，但也不想得罪守舊派，她一方面同意設立算學館，另一方面又委命倭仁在同文館內開設一個單獨的漢學館。 她的伎倆是借用守舊派來牽制進步派，以免後者的勢力強大，令她無法控制。 倭仁不願與同文館為伍，所以在騎馬赴館途中故意墜鞍跌落，這樣便有了不去同文館任職的藉口。 保守的儒家社會和官方人士對創新開拓的敵意非常強烈，令到自強派人士不得不在開展自強運動的道路上披荊斬棘。 
4.自強運動的各個階段
4.1第一階段根據着重點的變化和理念的變遷，自強運動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大致從1861年到1872年，強調建立翻譯館、新式學堂及派遣留學生來吸納西洋的火器、機器、科學知識，並培養技術和外交的專業人才；推行一些確保與西方列強良好關係的外交措施，以便使中國能夠獲取這些國家造船和軍火裝備的秘訣。 如前所述，此時的動力是希望「師夷長技以制夷」；自強派絲毫不承認需要西方的其它任何東西。 這一階段躍躍欲試的領袖，在京城是恭親王和文祥，在外省則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 諸公，他們的主要成就如下：
1861年 經恭親王提議，在北京設立總理衙門，在天津和上海設立通商大臣署衙。 1862年 經恭親王提議，在北京設立同文館。  李鴻章在上海設立三個洋炮局，另命屬下向英國軍官學習操用火炮，向德國軍官學習操用步槍。 1863年 李鴻章在上海開辦外語學堂(廣方言館)。 
李泰國
阿思本船隊抵達。 
曾國藩派容閎前赴美國購買機器。 
1864年 李鴻章在蘇州開設一個小型洋炮局。 
廣州開辦一所外語學堂(同文館)。  1865年 曾國藩和李鴻章在上海開設江南製造局，附設一個翻譯館。 1866年 左宗棠在福州城外的馬尾開設福州船政局，機器從法國購得。 附設一個船政學堂，內分前後兩堂：前堂專授法語和造船，後堂專授英語和航海。 
派遣斌椿率隊的試探性使團前赴歐洲。 
1867年 李鴻章開設金陵機器製造局。 
崇厚開設天津機器局。 1868年 遣使團往聘列國，以蒲安臣為「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協助滿漢使臣。 (參見下一章)
1870年 李鴻章將天津機器局擴充為四個廠。 
1871年 籌劃在大沽修築一西式炮台。 1872年 經曾國藩和李鴻章提議，派遣三十名少年學童赴美國留學，就讀於康涅狄格州之哈特佛德(Hartford)省城。 
1872-1881年間，共有120名學童分四批被遣留洋。 
李鴻章遣官佐赴德國留學。 
李鴻章奏請開設煤鐵礦。 
這一階段自強的顯着特徵是強調發展軍工企業，這些企業有如下特點：首先，它們均為「官辦」企業，帶著官僚機構通常有的無能及裙帶作風，即使從事新式生產，但仍保留着老式的行政管理程序。 第二，它們在企業運作和材料方面依賴于洋人，其時似乎存在一種對洋人能力的盲目信賴，不管洋人的學議和經驗如何。 金陵機器製造局交由英國人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督辦，而此人的職業卻是醫生。 福州船政局由兩位法國人日意格和德克碑督辦，此二人以前從未造過船。 
建築材料全部從國外進口。 由於領導不力和官吏的腐敗，所制的船、炮在質量上根本無法與西方同類製品相比。 第三，這些軍工產業成了創辦它們的外省督撫們的權力根基，因而帶有了一種強烈的地方和「封建」的氣息。 李鴻章 在兩江總督任上開設了金陵機器製造局；左宗棠則以閩浙總督的身分創辦了福州船政局。 
在各個地區性集團之間，几乎沒有什麼合作和協調，即使在這些大員調任他所
左宗棠在1868年赴任西北，李鴻章則前往天津，他們在那裡建立了新的權力根基
之後，他們繼續與其從前創辦的企業保持着私人聯繫。 32
4.2第二階段隨着自強運動的推進，中國人越來越認識到，財富是權力的基礎
一個國家要強大就必須富有。 新式國防遠比傳統國防花費大，它必須有更好的交通體系、工業和企業作支撐。 李鴻章在1876年9月宣稱：「中國之積弱不振，皆因貧窮之故。 」因此，在1872-1885年的第二階段中，雖然國防工業仍然是主要的着眼點，但也有更多的關注投向了發展一些追求利潤的企業，如輪船、鐵路、開礦和電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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