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鐵托第鐵托

鐵托心滿意足地去見那個保加利亞人。 可他還一點不知情，顯得很高興。 等鐵托告訴他，米萊蒂奇被帶走了，他才嚇得一臉煞白，半天說不出話來。 他肯定知道，這人是他弄來的，在莫斯科，這將要牽扯他到什麼程度。 
這一切過去之後，鐵托去見季米特洛夫，要求立刻回國。 他說，領導必須在國內，而不應在國外。 季米特洛夫說：「什麼領導？瓦爾特，只剩下你了，你應當回國，你是幸運的，對黨來說也是幸運的，至少你留下了，因為已經在談論解散南共。 」當時波蘭黨已經解散。 
鐵托深切感謝季米特洛夫對他的信任，他懂得，他之所以在莫斯科沒有遭殃，是季米特洛夫保護了他。 
1938年初，鐵托終於可以離開莫斯科了，不是去國內，而是去巴黎的流亡中央上任。 路上他用的是一個加拿大護照，用的是斯皮裡敦·梅卡斯的名字。 船抵哥本哈根，一名丹麥警察用英語詢問鐵托。 鐵托的英語並不好，剛開始學。 
警察一下就看出他不是個加拿大人，便笑着對他說：「同志，下次用加拿大護照之前，要把英語先學好。 」鐵托也笑了起來，幸好這名警察是位社會民主黨人。 
到達巴黎後，鐵托開展的第一項工作便是改組中央。 對改組，鐵托已經形成了清晰的、成熟的思路，他認為，第一，新的中央委員會必須設在國內，這一條，他曾多次向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寫信，闡明其理由；第二，新的中央主要應由國內的同志組成；第三，中央的成分應由工人占多數國外的知識分子他只推薦喬皮奇和馬斯拉里奇兩人。 在給季米特洛夫的信中，鐵托對巴黎的原中央委員逐一談了他個人的看法，他對大多數人的品格和工作予以肯定，但他堅定地認為，黨的領導工作必須依靠國內的幹部，為了防止宗派主義，也為了便于公開活動，這些幹部都應是與舊中央較少聯繫、在警察局還未掛號的年輕的革命家，他們是愛德華·卡德爾、亞歷山大·蘭科維奇、密洛凡·吉拉斯、洛拉·裡巴爾、拉德·康察爾、弗蘭茨·萊斯科舍克、莫沙·皮雅傑等人。 
在中央未遷回國內之前，鐵托就已派人在國內建立了一個臨時的領導機構。 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已經有了自己的中央委員會。 塞爾維亞有了省委、黑山也有了省委、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的重要城鎮已建立了黨組織，伏伊伏丁那黨的組織工作做得最出色。 南共機關報《無產者報》也正在準備復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黨組織在近一年的時間裡，只遭到過兩次破壞。 而兩次破壞都與米萊蒂奇的活動有關，這跟以前黨組織不斷建立、不斷遭破壞已是大不相同了。 
這時的歐洲，德意法西斯的戰爭叫囂甚囂塵上。 由於南共在對待法西斯侵略的危險中採取了正確的立場，整個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運動正在熱烈地開展，南共在國內人民中的威信一天天增長。 正是在這樣的局勢下，共產國際對南共的態度開始有了改變。 特別重要的是，國內黨的臨時領導機構是團結的。 
表壯不如裡壯，一個黨，內部團結一致，堅強如鋼，這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鐵托以後將越來越看清楚這一點。 
1939年初，共產國際在聽取了鐵托的彙報後，決定由南共領導發表一封致全體黨員的信，向他們介紹領導班子最近發生的情況，號召全黨同派別分子進行堅決鬥爭，爭取黨的團結。 接着，3月和6月，南共召開了兩次會議，進一步肅清了宗派主義的影響。 
從此以後，黨的力量得到增強，隊伍迅速擴大。 鐵托任總書記之初，南共有 6000名黨員，一年時間，發展到 12000名黨員，人數翻了一番。 
共產主義青年聯盟在裡巴爾的組織下，也取得了同樣的發展。 黨的最高領導層，除了鐵托、皮雅傑幾人外，几乎都是年輕人，他們與昔日的派別鬥爭沒有淵源，與莫斯科也很少有瓜葛，沒有那種老于世故、工於心計的「成熟」，他們生氣勃勃，與國內的鬥爭血肉相連。 這個領導層對鐵托有一種特殊的親敬；他們都稱他為「stari」老者、年長者，相當於中文「×老」。 
1940年10月，南共五大在薩格勒布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105名。 
這次會議是南共黨史上一次重要的會議，它標志著南共從此是一個鞏固的、團結的政黨，派別活動已經消滅。 同時它既是一個與共產國際保持密切聯繫，然而又是個獨立自主開展工作的革命組織。 這次會議不僅對全黨，而且對全國人民準備好迎接行將發生的戰爭具有重大意義。 
會議順利召開的事實本身也證實了南共已在內部清除了污穢。 會議是在警察眼皮底下舉行的，可是，開了幾天會，又辦了三周訓練班，一連幾十天集中了全國各地的黨的領導人竟無一人被捕。 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 這幢房子，解放後改建成了博物館。 
第四章
艱苦卓絶的鬥爭1戰爭腳步聲早在 1935年，德國威脅尚不明朗時，南斯拉夫政府奉行親德政策。 
這個時期，它過去的一些小伙伴：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利益都被斯托亞迪諾維奇政府在與羅馬—柏林軸心的交易中出賣了。 它陷入孤立境地，不得不依靠德意法西斯來加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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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