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就曾設想,如果我的這部中篇小說,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穫》,而是寄給了別家刊物,這篇大牆文學的命運,能不能問世、我能不能復出于新時期的中國文壇,真是一個數學中的未知數X!小說發表後,麻煩曾接踵而來,有的匿名信指責《收穫》為「解凍文學」開凍,有的則以赤裸裸的「兩個凡是」,質疑編輯部的政治走向———就連我為囚時駐足過的勞改農場,也寫來批判信函,說小說攻擊了「無產階級專政」云云。 一時之間,風聲鶴唳,大有翻水覆舟之勢!在那段難忘的日子裡,巴老不僅與《收穫》編輯部同仁一起經受了黎明的五更之寒,巴老還要求刊物「百無禁忌更進一步」,因而使當年的《收穫》,成了歷史新時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學旗幟。 如果說《遠去的白帆》死而後生的一例,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與《帆》共同遭遇的另一作品———曾被一家刊物判了死刑的、後來獲得全國中篇小說獎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也是在《收穫》死而後生的。 這又是巴老在文學新時期勇往直前、義無反顧的一個佐證。 偉岸的梧桐 1984年底,中國第四屆作家代表大會閉幕之後,新一屆作協領導班子與文壇元老在新僑飯店歡聚。 在這次聚會中的間隙,我向巴金錶示了一個後來人的誠摯敬意。 巴老坦誠地對我說:「這要感謝文革,如果沒有文革的十年浩劫,我也許不會急於動手寫《真話集》;對待文稿,怕也難於走出過去的思維定式。 」記得,巴老在講述他的心聲時,吳強同志還在旁邊插了話,他說:「噩夢過去是早晨,現在不僅巴老醒過來了,有良知的作家都喜逢一個歷史新時期的早晨。 」當時,會場上的人雖然很多,但是巴老沒有忘記為他雕塑頭像的從眾,老人關切地詢問起從眾的情況,並告訴我他個人十分喜歡從眾的那件雕塑作品,讓我代他向從眾問好。 之後,巴老飛回了上海,可能是巴老樸素無華氣質,對我影響太深刻之故,在那年冬天,我借上海新民晚報一角,寫了《思念梧桐》一文,文中對輕飄追風的楊柳與莊重安然的梧桐,作了哲理性的文字表達。 文中寫到了身在北國的我,夜夢巴金在冰雪中巍然前行。 這既是我對巴老的感情傾訴,又是我對巴老理性的人文定位。 文壇像個林木家族,什麼樹種都有,那安靜而偉岸的梧桐,就是巴金。 在我的認知裡,文壇星空雖然閃爍着滿天星斗,中國作家中能有巴金那樣散淡情懷的人,卻寥寥可數。 在我的認知裡,南方的巴金與北方的孫犁,是文學星空中兩顆不染灰塵的文曲星座。 孫犁近在咫尺,思念之情好了卻,去天津一趟也就行了;但巴老遠在上海,近年又常住醫院病榻之上,只能偶爾打電話托小林轉述對老人的問候。 好在我兒子將一尊巴金的半身的大理石雕,置於我的書房案頭,有時還能有個精神上的交融。 說實在話,當我與巴老心靈對話時,心中常常不是喜悅的述說,而是難以言喻的感傷,之所以產生如此的心緒,是巴金一生的創作年表啟迪我的。 這位穿越了現、當代歷史經緯的文學泰斗,解放前他年輕時寫出《家》、《春》、《秋》、《滅亡》、《寒夜》等長卷的大作家,曾以他那支多情的筆,影響了當時的許多青年人。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巴老以他的鋭利筆鋒,挑開了舊中國的封建家族的大幕,呼喚着新時代的一輪驕陽。 可是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文革結束,在這長達二十多年的光景中,除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巴老隨軍入朝後留下了小說《團圓》外後被改成電影《英雄兒女》,一直到「文革」結束的1976年,老人留下了漫長時間內的文學空白。 這種文學上的空白,裏邊藏滿了難以言喻的人文滄桑,如果以巴老年輕時的文學成果,來對比巴老的後二十年,讓人產生田園荒蕪的感慨———這不是巴老個人的悲哀,這種空白几乎覆蓋了中國文壇的一代元老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一生安然自處與世無爭的巴金,也不能逃脫時代文殤賜予他的文學傷痛。 醒世箴言 我想,如果沒有那些年頭的極端政治,使文學陷入傳聲和圖解地位的話,巴老的作品一定會比現在要豐腴得多。 因為那年代的時間總和,約占巴老生命年輪的四分之一,加起來有幾千個日日夜夜之多。 因而,當老人到了生命晚年,面對夕陽靜思其苦樂人生時,老人情不自禁地呼籲文人的真話,而不是違背心意的連篇假話。 我在巴老贈我的《真話集》的後記中,聽到了老人晚年的心語,他引證了人人皆知、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了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裝》的典故,回眸流逝過去的年代。 他的文章中是這麼寫的:「在群臣皆說『皇帝新衣真好看』的時候,只有一個小孩子,高聲喊出真理:『他什麼衣服也沒穿!』」這是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則童話,留給人世的一部醒世箴言。 儘管進入老年後的巴金,寫字的手開始顫抖,但是巴金老而彌堅的心田,卻比任何時期都要挺拔而深邃———老人一部接一部《隨想錄》的出版面世,就是最好的證明。 第158頁完,請繼續下一頁。喜歡 寫心網 writesprite.com 作品,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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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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