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大陸散文第中國大陸散文

非死為難，處死為難。 屈原雖死，猶不死也。  —一洪興祖《離騷‧後敘‧補註》
屈原不好寫。 我幾次動筆都嘆口氣放下了。 寫屈原的困難在於，我們不知道哪些東西是他的，哪些東西不是他的，這不僅指他的作品，也指人們指給他的那些思想、性情、性格。 是的，屈原是一個「箭垛式人物」(胡適語)，我們後人附會給他的東西太多，在中國古代人物中，沒有—個人像屈原那樣，被人隨意或隨時代需要而加進去那麼多東西。 
我們固然可以因此說，屈原是一部大書，每個讀者都可以認中讀出自己的東西，每個讀者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與邏輯來認識屈原，但屈原也因此面目全非、或千人千面，如同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屈原的生平留給我們太多的盲點與疑點，為他作傳的司馬遷情緒激動，心潮起伏，不能心平氣和地記錄他的身世行蹤，大段的主觀抒情議論佔據了不長的篇幅。 司馬遷可能意識到、對於屈原來說，他的精神遠比他 的生平事功更重要。 由此，後來的屈原研讀者只在乎自己的理解能夠自圓其說”．不自相矛盾，能構成一個可理解的自我體系。 
這樣做事實上也並無不妥。 歷史的本體本來就是不存在的，不可復現的，存在的只是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更何況疑竇叢生的屈原‧韓非曾疑惑地說，孔墨死後，其不同的後學都自謂孔墨，孔墨不可復生，誰能定孔墨之是非‧我們也可以說，屈原不可復生：我們誰又能定屈原之是非？不同的讀者眼中有不同的屈原、屈原的內涵也因為這些附着而越來越豐富，其影響也越來越深巨。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屈原是一個「滾雪球式」的人物。 
最近，我讀了西北師大趙逵夫先生的兩本有關屈原的著作：《屈原和他的時代》和《屈騷探幽》。 這是我所讀過的有關屈原的最紮實的著作。 趙先生是嚴謹而深刻的學者，他從對文本的認真研讀，給了我一個實實在在的屈原。 觀我以前讀過的一些有關屈原的著作，總覺得主觀的東西較多，有些結論即淺陋如我，也能看出其破綻。 
而趙先生的著作使我對屈原的感覺踏實起來。 作為一個古典文學的教學者和研究者，我以前—直彷彷惶惶地繞開屈原，不敢接近他，因為圍繞他的霧氣太朦朧，我不知道他的核心在哪裡。 有些歷史人物往往隱身在重重黑暗之中．等待着後人智慧的光芒照徹他們。 使他們重新熠熠生輝。 
趙先生的兩本書，洞幽燭微，屈原開始走出重重濃霧。 在讀完趙先生的兩本著作後，我感覺我能說一些話了。 
我覺得，屈原之影響中國歷史。 不在於他的思想，也不在於他的事功。 這兩點他都不突出。 他的思想——美政，在《離騷》中也只有「舉賢而授能」「循繩墨而不頗」以及效法先王幾條，空洞而且沒有原創性。 
他的事功更只是曇花一現，還沒開始便夭折了，以至于在先秦典籍中根本就沒有他的名字。 趙逵夫先生獨具慧眼地在《戰國策‧楚策一》「張儀相秦謂昭睢」一節中，考證出該段文字中的「有人」即是屈原，從而證明了先秦確有屈原其人。 但這也恰好證明了屈原在先秦之無名望無影響、以至《戰國策》中以「有人」來代稱他。 如果沒有他精彩絶艷的楚辭，他極可能淹沒在歷史的塵沙之中，連同他的痛苦、不幸與委屈。 
屈原之影響後代，乃是因為他的失敗。 這是個人對歷史的失敗，個性對社會的失敗，理想對現實的失敗。 屈原在他的作品(主要在《離騷》和《九章》)裡淋漓地展現了這種失敗。 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有關獨特的個人與社會、歷史發生衝突並遭致慘痛毀滅的記錄。 
在此之前的話子及所謂儒家 的六經，都只是對所謂社會秩序、歷史規律的認知——包括價值認同，並沒給獨特個體及個性留多少餘地，而《詩經》中的為數不多的個性痛苦(指個體在社會體制中的感覺記錄，也因「怨而不怒，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黯淡無光。 比
屈原稍前的莊周已經看出了個性與社會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沖哭的必然性、同時他也悲觀地認識到在這場正面衝突中失敗的一方只能是個性。 故而他避開了社會冷酷的鋒芒、避免與之發生衝突．他几乎是不戰而退。 而比屈原稍後的荀子(注意這三人都與楚文化有關係)。 則是通過對人性的否定，進而否定個性，否定獨特個體的道德價值，或者說，否定個體在社會秩序之外的獨立價值(請參閱韓非子一篇)。 
唯獨屈原，既要堅持個性，又要堅持以自己的個性去改變世界，以個性的溫熱去融化那冷酷的秩序。 因此，他的失敗是一次意味深長的歷失事件，也是人類永恆的悲劇。 甚至我們可以把他的作品看成是有關人類自由、幸福的啟示錄。 
他以至善至美的古聖賢作自己立身行事的榜樣——天真的屈原並不知道，這些古人的「至善至美’’是後人的想象甚至是有意的欺騙，他更不能知道，至善至美往往便不能與現實並存，因為至善至美便不能寬容。 聰明的莊子看至了這種歷史騙局，他推倒一切聖賢，把他們通通置於他的戲侮之下；犀利的韓非更是從唯物的角度拆穿儒家的美化．把古人推下神壇。 而屈原對這些道德原則是“真誠地信奉」，甚至還把自己看成是古聖人的影子，並把自己當成是古聖人意志的現世體現者。 由此便出現了這樣的結果：他把君主應當「效法先王」的命題(這也是稍前於他的孟子的主張)不經意地就變成了君主應當「聽信賢臣」，應當對賢臣信任、重用、守信而不改、因為這樣的臣子就是先王意志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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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