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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周禮·大司樂》：「冬日至，禮天神，夏日至，禮地祇。」《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按古者或曰地祇，或曰后土，或曰社，皆祭地，則皆對天而言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秦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復增北畤，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畤，及渭陽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魏、晉以後，宗鄭玄者，以為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宗王肅者，以為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雖因革不同，大抵多參二家之說。自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又鄭玄惑于緯書，謂夏至于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為二。後世又因之一歲二祭。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皆因之合祭。其親祀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帝而已。宋元豐中，議罷合祭。紹聖、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專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順以後，惟祀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則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
太祖如其議行之。建圜丘于鐘山之陽，方丘于鐘山之陰。三年，增祀風雲雷雨于圜丘，天下山川之神于方丘。七年，增設天下神祇壇于南北郊。九年，定郊社之禮，雖有三年喪，不廢。十年秋，太祖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于南郊。是歲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于奉天殿，而親制祝文，意謂人君事天地猶父母，不宜異處。遂定每歲合祀于孟春，為永制。十二年正月，始合祀于大祀殿，太祖親作《大祀文》並歌九章。永樂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規制如南京。南京舊郊壇，國有大事，則遣官告祭。
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製作之事，郊廟百神，咸欲斟酌古法，釐正舊章。乃問大學士張璁：「《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硃子謂，祭之於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況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璁言：「國初遵古禮，分祭天地，後又合祀。說者謂大祀殿下壇上屋，屋即明堂，壇即圜丘，列聖相承，亦孔子從周之意。」帝復諭璁：「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今大祀殿擬周明堂或近矣，以為即圜丘，實無謂也。」璁乃備述《周禮》及宋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祖制已定，無敢輕議。帝鋭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問大學士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禮部尚書李時，時請少需日月，博選儒臣，議復古制。帝復卜之太祖，不吉，議且寢。
會給事中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所議郊祀相表裡，因令璁諭言陳郊議。言乃上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郊祀之文，及漢、宋諸儒匡衡、劉安世、硃熹等之定論，以及太祖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帝切責之。乃敕禮部令群臣各陳所見。且言：「汝梅等舉《召誥》中郊用二牛，謂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謂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擬之夫婦同牢。此等言論，褻慢已甚。又或謂郊為祀天，社稷為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有‘親地’之說，非謂祭社即方澤祭地也。」璁因錄上《郊祀考議》一冊。
時詹事霍韜深非郊議，且言分祀之說，惟見《周禮》，莽賊偽書，不足引據，於是言覆上疏言：
《周禮》一書，于祭祀為詳。《大宗伯》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薶沈、趯辜之禮。《大司樂》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日，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為定。」今議者既以大社為祭地，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為不可也？合祭之說，實自莽始，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賚之費，每傾府藏，故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為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製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製，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無二道也。《周禮》一書，硃子以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誣以莽之偽為耶？且合祭以後配地，實自莽始。莽既偽為是書，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為一說耶？
於是禮部集上群臣所議郊禮，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為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侖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諭，折衷眾論。分祀之義，合于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禮》，屋祭曰帝，夫既稱昊天上帝，則當屋祭。宜仍于大祀殿專祀上帝，改山川壇為地壇，以專祀皇地祇。既無創建之勞，行禮亦便。」帝復諭當遵皇祖舊制，露祭于壇，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襲已久，硃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獨破千古之謬，一理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
已而命戶、禮、工三部偕言等詣南郊相擇。南天門外有自然之丘，咸謂舊丘地位偏東，不宜襲用。禮臣欲于具服殿少南為圜丘。言復奏曰：「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對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閟，以盡昭事之誠。二祭時義不同，則壇殿相去，亦宜有所區別。乞于具服殿稍南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于前，體勢峻極，可與大祀殿等。」制曰「可」。於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東、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萬曆三年，大學士張居正等輯《郊祀新舊圖考》進呈。舊禮者，太祖所定。新禮者，世宗所定也。
○郊祀配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