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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為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于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球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谷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
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于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仆，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群頭，有正，有副。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閒，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禦。左右六閒：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余，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閒為二廄，一曰祥驎，二曰鳳苑，以系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
初，用太仆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曲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余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于隴右。
後以太仆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群牧都使，有閒廄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硤、萬福，東使統之。它皆失傅。其後益置八監于鹽州、三監于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
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強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于省。
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群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仇一遊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閒廄。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廕，能家畜十馬以上，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貲。」毛仲既領閒廄，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于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
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于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鋭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群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
安祿山以內外閒廄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搜監牧及私群，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廄。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隷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閒廄，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閒廄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眾。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于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大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為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絶，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它患。」乃以隷銀川監。
其後闕，不復可紀。
志第四十一 食貨一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 ，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于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于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併，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于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