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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元年七月，詔曰：「錢貨之興，其來久矣，代有沿革，時為重輕。周興九府，實啟流泉之利；漢造五銖，亦弘改鑄之法。必令小大兼適，母子相權。事有益於公私，理宜循于通變。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猶虛，卜式獻助軍之誠，弘羊興富國之算，靜言立法，諒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為新鑄，不廢舊錢，冀實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所謂於人不擾，從古有經。宜職于諸監別鑄一當十錢，文曰「乾元重寶」。其開元通寶者依舊行用。所請采鑄捉搦處置，即條件聞奏。」二年三月，琦入為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十斤成貫。詔可之。於是新錢與乾元、開元通寶錢三品並行。尋而谷價騰貴，米鬥至七千，餓死者相枕于道。乃抬舊開元錢以一當十，減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人間抬加價錢為虛錢。長安城中，競為盜鑄，寺觀鐘及銅象，多壞為錢。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絶。京兆尹鄭叔清擒捕之，少不容縱，數月間搒 死者八百餘人。人益無聊矣。
上元元年六月，詔曰：「因時立制，頃議新錢，且是從權，知非經久。如聞官爐之外，私鑄頗多，吞併小錢，逾濫成弊。抵罪雖眾，禁奸未絶。況物價益起，人心不安。事藉變通，期于折衷。其重棱五十價錢，宜減作三十文行用。其開元舊時錢，宜一當十文行用。其乾元十當錢，宜依前行用。仍令京中及畿縣內依此處分，諸州待進止。」七月敕：「重棱五十價錢，先令畿內減至三十價行，其天下諸州，並宜準此。」寶應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錢，一以當二，乾元重棱小錢，亦以一當二；重棱大錢，一以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其私鑄重棱大錢，不在行用之限。
大曆四年正月，關內道鑄錢等使、戶部侍郎第五琦上言，請于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爐鑄錢，許之。
建中元年九月，戶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錢監，歲共鑄錢四萬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錢監，置十爐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之。貞元九年正月，張滂奏：「諸州府公私諸色鑄造銅器雜物等。伏以國家錢少，損失多門。興販之徒，潛將銷鑄。錢一千為銅六斤，造寫器物，則斤直六百餘。有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實減耗。伏請準從前敕文，除鑄鏡外，一切禁斷。」元和三年五月，鹽鐵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差官檢覆，實有銅錫。今請于郴州舊桂陽監置爐兩所，采銅鑄錢，每日約二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有益於人。」從之。其年六月，詔曰：「泉貨之法，義在通流。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故藏錢者得乘人之急，居貨者必損己之資。今欲著錢令以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使商旅知禁，農桑獲安，義切救時，情非欲利。若革之無漸，恐人或相驚。應天下商賈先蓄見錢者，委所在長吏，令收市貨物，官中不得輒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得。計周歲之後，此法遍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有方圓，意在他時行法不貸。又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礦。銅者，可資于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權其重輕，使條專一。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采銀坑，並宜禁斷。恐所在坑戶，不免失業，各委本州府長吏勸課，令其采銅，助官中鑄作。仍委鹽鐵使條流聞奏。」
四年閏三月，京城時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陌內欠錢及有鉛錫錢等，準貞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敕：「陌內欠錢，法當禁斷，慮因捉搦，或亦生奸，使人易從，切于不擾。自今已後，有因交關用欠陌錢者，宜但令本行頭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檢察送官。如有容隱，兼許賣物領錢人糾告，其行頭、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縣所由祗承人等，並不須干擾。若非因買賣自將錢于街衢行者，一切勿問。」其年六月，敕：「五嶺已北，所有銀坑，依前任百姓開採，禁見錢出嶺。」
六年二月，制：「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即須兼用匹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數，條流聞奏。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並須禁斷。」其年三月，河東節度使王鍔奏請于當管蔚州界加置爐鑄銅錢，廢管內錫錢。許之，仍令加至五爐。七年五月，戶部王紹、度支盧坦、鹽鐵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支計，近日殊少。蓋緣比來不許商人便換，因茲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高，錢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請許令商人于三司任便換見錢，一切依舊禁約。伏以比來諸司諸使等，或有便商人，錢多留城中，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無復通流。伏請自今已後，嚴加禁約。」從之。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