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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論明堂之制者雖眾，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采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個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個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個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于《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范，自當因宜創製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鹹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于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于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于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個，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
《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雲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為三尺之戶，二尺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篳門圭窬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眾涂，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逾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于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
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樸，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後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鬱鬱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
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于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
又云「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而復雲「凡室二筵」，而不以幾，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
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個，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諒可嘆矣。余今省彼眾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為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恆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