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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一點，盧梭回答說：「但願有人，要是他敢這樣說，比我還誠實。」他這樣說也許也有理，因為徹底的坦率要求人把自己當作事物來加以客觀的觀察，但無人能使觀察的頭腦不走樣。講自己過去歷史的作者相信自己的記憶，但記憶卻象藝術家和決疑者一樣，已經有所選擇。作者對他有深刻印象的某些插曲極其關注，但同時卻忽略了、而且也根本沒有想起過他在很多很多正常情況下所做的事。喬治·吉斯多夫在《發現自我》一書裡戳穿了這種手法，他說：「懺悔從來沒有把一切都說出來過，也許是因為現實是如此複雜和紛繁，如此沒有終結，以致沒有任何描述能重建一個真正忠實的形象……就這點而言，去閲讀一本舊的私人日記是很說明問題的。我們打算逐日記下的東西是對日常現實生活的一份最原始的說明，但我們記憶裡所保留的卻和它一點也不相符……」
寫懺悔錄的作者以為是在回顧他的過去，但事實上他所描述出來的是這一過去在今日的記憶。富歇在老年時講起他對革命的回憶，他是這樣寫的：「羅伯斯庇爾有一天對我說：『多特朗特公爵……』」因此，後來發生的事也會使從前的事實染上一層色彩。一種經常要求和自己觀點一致的想法使我們找出理由來解釋某些行為，而這些行為在當時之所以產生，卻純屬偶然，或因我們難以忍受，或因交談時對方的語氣所造成。「我越是注視，就越是走樣，」瓦雷裡說，「或者不如說我已換了個觀察對象。」我們以為我們想起了我們童年時代的一段往事，事實上我們想起的是別人對這段往事的敘述。
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有裝假的一面。我們不僅為別人演一個角色，而且也為自己演一個角色。我們需要這樣繼續扮演下去，這就要求我們把不是出自我們本能的行動強加給自己。一切倫理道德都是建立在更為執拗的第二天性上的，因此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合成的人物。完完全全的坦率就在於把兩種角色都描寫出來。但是它們是矛盾的，所以作家很難照辦。司湯達在他的主人公身上以及在他本人的日記裡很好地向我們說明了這種瘋狂和邏輯的混合，而作品裡的這種交替出現要比在生活中更為常見。除本性外，如不強加給它更多的其他的性格，那還叫藝術嗎？
事實上一種懺悔只能是一篇傳奇故事。要是回憶錄的作者是誠實的，在能回憶得起以及正確的敘述下，作品的事實就會和歷史的真實完全一致，但感情則是想象的產物。盧梭的《懺悔錄》是騙子無賴冒險小說裡最好的一部。一切傳奇性的素材他都具備：一個放任自流的少年，多種多樣的環境，各種性格的人和眾多的場面，談情說愛和旅行，對社會緩慢的認識過程——年過四十而對它還几乎一無所知——，就是這些素材塑造出一個傷感的吉爾·布拉斯，而盧梭在這些方面是什麼都不缺的。
奇怪的是，他竟要求他書裡描繪的那些往昔的感情要比描繪的事實更真實。
我很可能漏掉一些事實，某些事張冠李戴，某些日期錯前倒後；但是，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會記錯，我的感情驅使我做出來的，我也不會記錯；而我所要寫出的，主要也就是這些。我的《懺悔錄》的本旨，就是要正確地反映我一生的種種境遇，那時的內心狀況……
據上所述，可以作出這樣的假定：人能認識他的內心世界，並能把它和外界區別開，但有不是來自感知的思想存在。所有這一切我根本不信。盧梭的真實並不見於他的反省，而見於他以極其蔑視的口吻講述出來的那些事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