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人，除了羅甘以外，我是該把他放到第一位的，他就是我的老同事兼老朋友卡利約，前西班牙駐威尼斯大使館的秘書，後又駐瑞典，為他的宮廷代辦外交事務，最後真除了駐巴黎的大使館秘書之職。在我萬想不到的時候，他突然到蒙莫朗西來找我了。他佩了一個西班牙勛章，我忘記了勛章的名字，形式是寶石鑲成的一個漂亮的十字架。在他所提出的證件中，他曾不得已把「卡利約」這個名字改了一下，現稱為卡利榮騎士。我發現他還是那個樣子，心眼兒好，風度一天比一天更可愛。如果不是庫安德照他的老習慣插到我們兩人之間，利用我住得離巴黎遠，就代表我，並以我的名義贏得了他的信任，並且由於為我服務太熱誠，就把我頂掉了，我是會和他相處得跟從前那樣親密的。

想起卡利榮，我就聯想起另一個鄉下鄰居，我若是不談到他，就大對不起他了，特別因為我還有一件很不可原諒的對不起他的事，需要坦白出來。這鄰居就是那位正派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給我幫過忙，這次全家來法國旅行，在離蒙莫朗西不遠的拉布利什村租了一所別墅。我一聽說他成了我的鄰居。就滿心喜悅，覺得去登門拜訪不但是一種義務，還是一件快事。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了，路上遇到一些人正來看我，不得不同他們又走回頭路。兩天後我又去看他，那天他和全家連午飯都是在巴黎吃的。第三次他倒是在家：我聽到好些女人的聲音，又在門前看到一輛華貴的馬車。這叫我害怕。我想我第一次看他，至少要能看得從從容容的，跟他敘敘舊情。總之，我把我的拜訪一天一天地往下拖，最後覺得盡這樣一個義務未免太遲了。感到羞慚，便乾脆不盡這個義務了。我有膽子拖了那麼久，卻沒膽子再見他的面。這種疏忽叫勒·布隆先生感到理所當然的不滿，而且在他眼裡，我的懶惰就有了忘恩負義的跡象了。然而，我覺得我的心實在是無罪的，如果能為勒·布隆先生做點什麼真正能叫他開心的事，即使是不讓他知道，我可以保定他絶不會覺得我這人懶惰。不過，懶散、疏忽以及在小事情上的那種拖拉勁兒，往往比大的惡習對我還更加有害。我的最嚴重的錯誤一直都是由玩忽造成的：我很少做過我不應該做的事，同時，不幸得很，我更少做過我應該做的事。

既然我又談起我在威尼斯的那些舊交，我就不應該忘記另外也與此有關的一個，這個舊交，也和其他的一樣，已經中斷了，但是時間比較晚得多。這就是我和戎維爾先生的交誼；戎維爾先生自從熱那亞回來之後，一直對我非常友好。他很歡喜跟我見面，和我談意大利的事和蒙太居先生閙的笑話，他在外交部有許多熟人，所以從外交部知道的有關蒙太居的故事就很多。我在他家裡又很欣幸地遇見了我的老夥伴杜邦，他在他的本省買了一個官職，有時也為公務來到巴黎。戎維爾先生漸漸變得太慇勤，老要我到他家裡去吃飯，竟使我感到他有些礙手礙腳了；雖然我們住在相距很遠的兩個地區，如果我有一星期不到他家去吃飯，我們就要吵幾句。他到戎維爾領地去的時候，總是要把我帶去；但是我有一次在那裡住了一星期，真叫我感到度日如年，之後，我就不願再去了。戎維爾先生這個人當然是既客氣又風雅，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很親切，但是他不夠聰明；他長得漂亮，多多少少有點納爾西斯顧影自憐的勁頭，相當乏味。他收藏了一套奇特的東西，或許全世界也只有他那一套，他自己非常欣賞，也拿出來給客人欣賞，而客人有時卻並不象他那樣感到興趣。那是很完整的一套滑稽歌舞劇，都是五十年來在宮廷和巴黎流行的，從中可以看到的許多軼事，在別的地方是無法找到的。這些關於法國歷史的真實記錄，在任何別的國家人們都絶不會想得出來的。

在我們相處得正融洽的時候，有一天他對我的接待是那麼淡漠、冰冷，那麼不合他平時的風度，以至我在給機會讓他解釋，乃至請求他解釋之後，就走出了他的家門，決心不再涉足，並且我一直就實踐了這個決心。我在任何地方只要受到一次冷遇，人們就絶不會在那裡再見到我的面了，而且這裡又沒有狄德羅出來替戎維爾先生辯護。我當時苦思苦想，到底有什麼事對不起他，可是想來想去總想不出。我絶對相信，我跟別人談到他和他的家人，從來都是稱許備至的，因為我實心實意地喜歡他；而且，除了我對他只有好話可說而外，我的最不變的原則始終是，凡是我常來往的人家，我談到時總是禮敬有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