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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直接的路線並不經過里昂，但是我要路過里昂一下，以便核實蒙太居先生的一個十分卑鄙的詐騙行為。我曾託人從巴黎寄出一口小箱子，裡面裝了一件金縷繡花上衣，幾副套袖、大雙白絲襪，如此而已。由於他主動向我建議，我就把這小箱子，或者更正確地說，把這個小盒子附在他的行李裡。在他想抵銷我的薪金而親手寫的那張滿紙花賬的單子上，他載明這口箱子——他稱為大件行李——重十一公擔，曾替我付出一筆極大的運費。承羅甘先生為我介紹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爾先生幫忙，我在里昂和馬賽兩關的記錄簿上查實了那個所謂大件行李只重四十五斤，並且只依這個重量付了運費。我把這份正式證明附在蒙太居先生的賬單上，然後就帶著這些證件以及其他好幾份有同等份量的材料，動身到巴黎去，急於加以利用。在整個這次長途旅行中，我在科摩城，在瓦萊，以及其他地方，都有過一些小小的奇遇。我看到許多東西，其中有波羅美島，都很值得描寫一番。但是我現在時間緊迫，又有暗探釘着我，我不得不急促地、草率地完成這部作品，這本來是需要清閒和安靜的，而我卻缺乏這種清閒和安靜。如果有朝一日老天開恩，讓我能過上比較安寧的日子，我定要把這部作品改寫一遍，或者至少加上一個補編，我想這是很有必要的。
我這樁公案，消息早在我之前就傳到了巴黎。我一到，就發現所有的人，無論是機關裡還是社會上的，都對大使的狂悖行為憤慨不已。但是，儘管如此，儘管威尼斯的公眾也有一致的呼聲，儘管我拿出了無可辯駁的證據，我卻得不到任何公平處理。我不但得不到道歉和賠償，連薪水也不叫大使補發，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國人，無權受國家保護，這件事只是他和我之間的一件私事。大家都跟我一樣，認為我是受了侮辱，受了損害，是不幸的，而大使是個荒唐鬼，既殘忍又不公平，這樁公案使得他永遠沒臉見人。然而，他究竟是大使，我呢，只是秘書。體統，或者說，一般人所謂的體統，硬要我得不到任何公平處理，因此我也就沒得到任何公平處理了。我想，只要我拚命嚷嚷，公開罵這個狂人，這是他罪有應得，到最後總會有人叫我住口的，我所期待的也正是如此，我決心要到政府正式表態時才服從。但是當時沒有外交大臣。人家讓我吵翻了天，人家甚至還鼓勵我，附和我，但是事情還是毫無進展，直到最後，我感到人家總是說我有理，而我卻總是得不到公平處理，自己也失掉勇氣了，便乾脆罷手，不了了之。
唯一對待我冷淡的人，就是伯藏瓦爾夫人，我最料想不到有這種不公平的待遇。她滿腦子的名位和貴族的特權思想，總是不能想象一個大使會對不起他的秘書。她接待我的那個態度是同她這種成見一致的。我太受刺激了，所以一離開她家就給她寫了一封信，也許是我生平最強烈、最厲害的一封信，從此就再也不跨進她的大門。卡斯太爾神父待我比較好些，但是透過他那耶穌會派的花言巧語，我看出他還是相當忠實地遵循着社會上最重要的處世箴言之一，就是隨時隨地都要弱者為強者作出犧牲。我對自己這件事強烈地感到有理，而且我生來又很高傲，這就不容許我耐心地忍受他這種偏私態度。從此我就不再去看卡斯太爾神父了，也不再到耶穌會去了，我在那兒本來就只認識他一個人。而且，他那些會友的專橫和陰險，跟那位好心的海麥神父的善良純樸太不相同，使我對他們避之唯恐不速，所以從那時候起，我就沒有見過他們中間的任何一人，只有貝蒂埃神父是例外，我在杜賓先生家裡和他見過兩三次面，他那時正跟杜賓先生一起，竭盡全力批駁孟德斯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