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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閣下不在館裡吃晚飯，隨員們和我晚上單開一桌，比尼斯神父和見習隨員們也和我們共餐。就是在最簡陋的小飯館裡，席面也佈置得乾淨些、整齊些，桌布也不會那麼臟，吃的也要好一些。我們只有一支髒的小蠟燭，錫碟子，鐵叉子。吃飯反正在家裡，倒也罷了，可是連我的專用貢多拉都取消了。在所有大使館的秘書當中，只有我一個人要臨時租用貢多拉，否則就只好步行，從此，除了到參議院外，我就沒有六使閣下的仆役相隨了。而且，使館裡發生了什麼事，全城都知道。大使手下的官員個個都嚷起來了。事情雖然都是多米尼克引起來的，他卻叫得比誰都凶，因為他知道，我們受到的這種不成體統的待遇，我比誰都更感到難堪。全使館只有我一人不肯把家醜外揚，但是，我在大使跟前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我責怪其餘的人，也怪他本人，而他卻出於他那骯髒的靈魂，每天總給我來一個新的侮辱。為了不至于在其他大使館的秘書前面相形見絀，為我的職位撐面子，我就不能不多所耗費，而我的薪金卻又一文錢也省不出來。我一向他要錢，他就說他怎樣器重我，怎樣信任我，彷彿信任就能充實我的腰包，應付一切開支似的。
那兩個惡棍最後使他們那位頭腦本來就不太清楚的主人完全暈頭轉向了，他們慫恿他不斷地做舊貨生意，使他虧盡血本，明明是受騙的買賣，他們硬叫他相信是賺錢的交易。他們叫他花了雙倍的代價在伯倫塔河岸租了一所別墅，他們將多出的錢和屋主均分了。別墅裡的房間都依當地的習慣鑲嵌着瓷磚，飾有很美的大理石做的圓柱和方柱，蒙太居先生卻花大錢，叫人把這一切都用杉木板蓋起來，唯一理由就是在巴黎房間的牆壁都釘上一層護牆板。在駐威尼斯的各國大使中間，只有他一個人不讓他的見習隨員佩劍，不讓他的隨身侍役執仗，其理由也和上述相似。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他也許是出於同樣的動機而把我看作眼中釘，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忠實地為他服務。
他的嫌惡，他的暴躁，他的虐待，我都耐心地忍受了，只要我認為那都是性情脾氣的問題，而不是出於仇恨。但是，我一旦發現他有意要剝奪我由於良好的服務而掙得的那點榮譽的時候，我就決心不再忍耐下去了。我第一次領教了他那壞心眼，是在他招待當時在威尼斯的摩德納公爵和家屬吃飯的那一次。他通知我說宴會上沒有我的席位。我雖然沒有生氣，卻滿心不快地回答他說，既然我很榮幸天天都和大使在一起吃飯，那末就是摩德納公爵來館時親自要求我不去同席，為了大使閣下的尊嚴和我本身職位的尊嚴，他的要求也應該拒絶。「怎麼！」他氣勢洶洶地對我說，「我的秘書，連起碼的貴族都不是，竟想與一國元首同席？我的隨員們都不同席呢。」「是呀，先生，」我反駁說，「閣下給我的這個職位本身就使我是高貴的，只要我在職一天，我比你的隨員，不論是貴族或自稱貴族，都要高一級。他們不能參與的地方我能參與。你不是不知道，將來你正式回朝那天，儀節上以及自古以來的習慣上都規定我要穿著大禮服跟隨着你。在聖·馬克官賜宴席上也有與你同席的光榮。我就不懂，一個人能夠並且應該參加威尼斯元首和參議院的公宴，為什麼反而不能參加招待摩德納公爵先生的私宴。」雖然我的理由無法辯駁，大使卻不肯讓步。不過，我們並沒有再起爭執的機會，因為摩德納公爵根本就沒有來大使館吃飯。
